法治建设水平和制度创设能力，是一个国家外树形象、内聚民力、永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法治中国目标越是接近，党越要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对许多重大前沿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制度问题和实践问题作出回答”，针对依法治国的意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如是表述。
已到重大历史关口
当前，无论从国际环境看，还是从国内形势看，我国依法治国进程都处在重大历史关口。
从国际进程看，文明国家的崛起和制度成熟定型，离不开法治能力的彰显。当今世界上部分国家出现局势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大多与法治未立、民主先行有关，给治国理政以警示。
而众多国家的复兴，依靠的也是良法善治。新加坡虽建国不足50年，但其凭借良好法治和清明政治，一跃成为世界公认的法治国家;荷兰人口不过600万，但因创设“国际法”令世界尊重。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因而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关口，法治能力的提升、法治氛围的形成、法治环境的培育至关重要，关系着中国能否全面把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家治理方式看，我国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点，培植制度优势和法治文明是复兴之梯、崛起之魂。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说，中国强大不是要让人家害怕，而是要让人家尊重，所以必须有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制度和法治。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国，中国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要学会运用国际规则尤其是法治规则。一位资深外交人士认为，当前无论处理国际关系冲突，还是应对贸易激烈摩擦，都需要善用法律武器。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国际上有影响的评价体系都由西方掌控，我国亟待建立一套更为公平的评价体系，以摆脱在法制形象发布上受制于人的现实。
从现实挑战看，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面临共识难聚、诚信难立、权益难维等考验，执政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目前仍存三大落差
综合受访专家和干部群众意见，当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关注：
一是法律大国与法治强国的落差。截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43部现行有效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8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加上其他立法确认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
“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立法进程，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法律体系也已比较健全。”张文显说，在法律体系形成后，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实现，但距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
二是权力色彩浓与法治色彩淡的落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法治的前提是公权力受到约束，但从实践中，这个状况目前仍待改变。
三是社会法治呼声高与国民法治素质低的落差。受访法律界人士说，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期盼越来越强烈，期待司法的权威性、定纷止争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当前钻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权力干法、舆论扰法的现象仍有发生。
人民的期盼与需要
接受瞭望采访的专业人士，渴盼中国法治向前大步推进，在他们看来，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在于依照宪法和法律管住权力、保障人权。
李林指出，当前，少数领导干部依然相信“权大于法”，甚至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这对法治造成较大伤害;
部分群众信权不信法，信“管”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甚至信钱不信法等等，使我们的法治建设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管住权力、管住官员，切实解决公权腐败的问题，取信于民。
另一个关键点是，通过法治保障人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法治进程中得到更多实惠。特别是通过法治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增加更多的幸福感。
“四中全会将主题定为依法治国，是对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发展。它有力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法治建设的关注和期待，表明党中央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定决心，也充分表明我们党治国理念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界，标志着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党校教授封丽霞这样告诉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