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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苦读成大器

林纾(shu)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他是福州人,清末举人。

林纾小时候家里很穷,却爱书如命,买不起书,就只好向别人借来自己抄,按约定的时间归还。他曾在墙上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把这八个字作为座右铭来鼓励、鞭策自己。这句名言的意思是他活着就要读书,如果不读书,还不如死去。他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地摘抄、苦读。他每天晚上坐在母亲做针线的清油灯前捧着书孜孜不倦地苦读,一定要读完一卷书才肯睡。由于家穷,加上读书的劳累,他18岁时,患了肺病,连续十年经常咳血,但他卧在病床上还坚持刻苦攻读。到22岁时,他已读了古书2000多卷,30岁时,他读的书已达1万多卷了。

他曾经说:“用功学习虽是苦事,但如同四更起早,冒着黑夜向前走,会越走越光明;好游玩虽是乐事,却如同傍晚出门,趁黄昏走,会越走越黑暗。”

他不懂外文,但由于他的文学功底深厚,竟采用世人很少见的翻译书的方式:先后由十多个懂外文的人口述,他作笔译,将英、美、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1700余部名著翻译成中文,开创了中国翻译外国文学著作的先例,影响很大。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就是他与别人合作翻译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康有为把林纾与严复并列为当时最杰出的翻译家,称赞说“译才并世数严林”。毛主席的读书的故事: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

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一带向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

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列宁的读书故事:
他读起书来,对周围的一切就理会不到了。有一次,他的几个姐妹恶作剧,用6把椅子在他身后搭了一个不稳定的三角塔,只要列宁一动,塔就会倾倒。然而,正专心读书的列宁毫未察觉,纹丝不动。直到半小时后,他读完了预定要读的一章书,才抬起头来,木塔轰然倒塌……

这个故事说明,要想把书读透、记牢,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古人早就说过:“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有不到者乎?”

读书与做文章

古人有三桩事是最重要的,即所谓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讲话和做文章 ,有名的讲话记录下来,即是语录,从广义的角度,也可以算做文章,归根结底,立言就是做文章。“文章经国之大事”,是谁也马虎不得的。将文章提到这个高度,即使那些看破官 场险恶而隐居在野的人,也不敢漠视它的作用,有的更将著书立说作为一生追求的事业。士之患在身灭而名不彰。要想使声名彰明显著,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他人代己立传,一是自 己替自己宣传。自己替自己宣传,也有两种办法,一是写文章吹嘘自己,一是写彪炳的千秋的文章。前者不易为人承认,牛皮易吹破,做的是无用功;而后者则是所有读书人所梦寐 以求的。所谓名山事业,使多少人为之而献身;今人的著书立说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质。做学问只要敷衍得过,东抄西摘,七拼八凑,不久便能著作等身,以之夸耀同列,博一个学问广 大 的名声,至于其中的货色是好是坏,谁也不去注意,于是作者便俨然以大学问家自居,顺带的可以招博士生,博士后,去指导更年轻的人去了。古人将学问、文章当作崇尚的事业,其 执著认真的态度是今人难以企及的。即如做学问、写文章前的基本功夫——读书学习,也不易 为今人所达到。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说的是学习的快乐。荀子的《劝学》 ,颂扬的是锲而不舍、循序渐进的学风。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读书当作赏心乐事来欣赏,其中滋味,又断非 一般浅人所可知。明代华亭人陈继儒作的《读十六观》,是谈读书的好文章,其中有云:“ 倪文节公云:‘ 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 声 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闻他人读书声已极喜,更闻子弟读书声则喜不可胜言者矣。’ 又去:‘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无少害者,惟书不问贵贱贫富老少,观书一卷则 有一卷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益,故有全利无少害也。’读书者当作此观。”虽时移世易,此种心迹,于当今之世,虽不可说绝对没有,但确实远较古代为少。市场经济时代,大家 只求温饱、奔小康,读书作人的事是很少顾及到的了,更谈不到以纯审美的方式去读书、做学问与文章。如上所引诸多古人可谓书痴,做人做到痴,读书读到痴,其卓绝与快乐之处又 岂是常人所意想得到!?

作文、读书的行为本身其实本无美恶好丑可言,即如藏之名山的文章与东拉西扯的文章其行 为的性质都是一样:都是在做文章;读书人读书,有的读儒家的四书五经,有的则读内家经典,内容不一,而性质则同:都是在读书。只是读书人自己不加分别则可,却万不可不在乎 他人的分别之心,否要惹祸生,比如文革中古代的书都禁止人看,谓之四旧,即如现在,也有不让人看的古书,如《金瓶梅》之类。这都是内容不“健康”的缘故,怕人看了照着书做 起来,毒害自身乃至妨碍他人甚至国家。古代也有许多不让人读看的书,清代就有不少禁毁的书籍。至于做文章,内容是更须看重的,稍一不慎,也许就有抄家灭族之祸,那真是“闭 门 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读书人岂得不戒惧儆惕!所以从古到今,读书作文都是雅人的事业或游戏、子弟上进的工具,并可以上长为仕途荣升的利器,但内容的选择却是严肃的、严格 的,甚至是严峻的。它可以趋利,也可以招祸,唯一的远祸办法即是:不触时忤。至于读书、做文章的目标是什么,当官罢,经商罢,做学问罢,或做书痴罢,都可以由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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