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苦读成大器
林纾（shu)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他是福州人，清末举人。
林纾小时候家里很穷，却爱书如命，买不起书，就只好向别人借来自己抄，按约定的时间归还。他曾在墙上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把这八个字作为座右铭来鼓励、鞭策自己。这句名言的意思是他活着就要读书，如果不读书，还不如死去。他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地摘抄、苦读。他每天晚上坐在母亲做针线的清油灯前捧着书孜孜不倦地苦读，一定要读完一卷书才肯睡。由于家穷，加上读书的劳累，他18岁时，患了肺病，连续十年经常咳血，但他卧在病床上还坚持刻苦攻读。到22岁时，他已读了古书2000多卷，30岁时，他读的书已达1万多卷了。
他曾经说：“用功学习虽是苦事，但如同四更起早，冒着黑夜向前走，会越走越光明；好游玩虽是乐事，却如同傍晚出门，趁黄昏走，会越走越黑暗。”
他不懂外文，但由于他的文学功底深厚，竟采用世人很少见的翻译书的方式：先后由十多个懂外文的人口述，他作笔译，将英、美、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1700余部名著翻译成中文，开创了中国翻译外国文学著作的先例，影响很大。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就是他与别人合作翻译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康有为把林纾与严复并列为当时最杰出的翻译家，称赞说“译才并世数严林”。毛主席的读书的故事：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
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一带向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
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列宁的读书故事：
他读起书来，对周围的一切就理会不到了。有一次，他的几个姐妹恶作剧，用6把椅子在他身后搭了一个不稳定的三角塔，只要列宁一动，塔就会倾倒。然而，正专心读书的列宁毫未察觉，纹丝不动。直到半小时后，他读完了预定要读的一章书，才抬起头来，木塔轰然倒塌……
这个故事说明，要想把书读透、记牢，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古人早就说过：“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有不到者乎？”
读书与做文章
古人有三桩事是最重要的，即所谓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讲话和做文章 ，有名的讲话记录下来，即是语录，从广义的角度，也可以算做文章，归根结底，立言就是做文章。“文章经国之大事”，是谁也马虎不得的。将文章提到这个高度，即使那些看破官 场险恶而隐居在野的人，也不敢漠视它的作用，有的更将著书立说作为一生追求的事业。士之患在身灭而名不彰。要想使声名彰明显著，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他人代己立传，一是自 己替自己宣传。自己替自己宣传，也有两种办法，一是写文章吹嘘自己，一是写彪炳的千秋的文章。前者不易为人承认，牛皮易吹破，做的是无用功；而后者则是所有读书人所梦寐 以求的。所谓名山事业，使多少人为之而献身；今人的著书立说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质。做学问只要敷衍得过，东抄西摘，七拼八凑，不久便能著作等身，以之夸耀同列，博一个学问广 大 的名声，至于其中的货色是好是坏，谁也不去注意，于是作者便俨然以大学问家自居，顺带的可以招博士生，博士后，去指导更年轻的人去了。古人将学问、文章当作崇尚的事业，其 执著认真的态度是今人难以企及的。即如做学问、写文章前的基本功夫——读书学习，也不易 为今人所达到。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说的是学习的快乐。荀子的《劝学》 ，颂扬的是锲而不舍、循序渐进的学风。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读书当作赏心乐事来欣赏，其中滋味，又断非 一般浅人所可知。明代华亭人陈继儒作的《读十六观》，是谈读书的好文章，其中有云：“ 倪文节公云：‘ 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 声 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闻他人读书声已极喜，更闻子弟读书声则喜不可胜言者矣。’ 又去：‘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无少害者，惟书不问贵贱贫富老少，观书一卷则 有一卷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益，故有全利无少害也。’读书者当作此观。”虽时移世易，此种心迹，于当今之世，虽不可说绝对没有，但确实远较古代为少。市场经济时代，大家 只求温饱、奔小康，读书作人的事是很少顾及到的了，更谈不到以纯审美的方式去读书、做学问与文章。如上所引诸多古人可谓书痴，做人做到痴，读书读到痴，其卓绝与快乐之处又 岂是常人所意想得到!?
作文、读书的行为本身其实本无美恶好丑可言，即如藏之名山的文章与东拉西扯的文章其行 为的性质都是一样：都是在做文章；读书人读书，有的读儒家的四书五经，有的则读内家经典，内容不一，而性质则同：都是在读书。只是读书人自己不加分别则可，却万不可不在乎 他人的分别之心，否要惹祸生，比如文革中古代的书都禁止人看，谓之四旧，即如现在，也有不让人看的古书，如《金瓶梅》之类。这都是内容不“健康”的缘故，怕人看了照着书做 起来，毒害自身乃至妨碍他人甚至国家。古代也有许多不让人读看的书，清代就有不少禁毁的书籍。至于做文章，内容是更须看重的，稍一不慎，也许就有抄家灭族之祸，那真是“闭 门 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读书人岂得不戒惧儆惕!所以从古到今，读书作文都是雅人的事业或游戏、子弟上进的工具，并可以上长为仕途荣升的利器，但内容的选择却是严肃的、严格 的，甚至是严峻的。它可以趋利，也可以招祸，唯一的远祸办法即是：不触时忤。至于读书、做文章的目标是什么，当官罢，经商罢，做学问罢，或做书痴罢，都可以由他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