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演讲稿

思而思学网

*主席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也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是精神的胜利,因此也是文化的胜利。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最优质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神采飞扬,有滋有味。男人特别阳刚,女人特别妩媚。百家争鸣,思想茂盛。不料,一个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斩断了中华文化的脐带,于是他以后的男人们都渐渐雌化了。秦代留给我们最坏的遗产是,把思想的对错交给权力评判。汉武帝走得更远。他真的把一个最优秀的中国男人阉割了。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国历史特殊的符号,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时情况更为恶化。龚自珍用“万马齐喑”形容中国明清之际的社会,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他还说,今日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

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载以降,无论他们的身体呈现何种形态,灵魂都永远跪着。他们如蝼蚁般卑微地生活着。他们只会匍匐,无论在皇权面前,还是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这一状况到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了巅峰。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5万人,日军比清军少,不到10天,辽东全线溃败。旅顺要塞,固若金汤,清军只守了一天,日俄战争中俄军守了近一年。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是逃走时中弹的。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押解上万名俘虏去屠杀,竟无一人反抗,连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带个头,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饼了,可这个人永不出现。甲午战争后,甚至连清朝的属国朝鲜也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朝鲜《独立新闻》1896年发表文章称:“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8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走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才会真正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两千年来,一直是日本学习中国,什么都学,用过去的话说叫“唐化”,用现在的话说叫“全盘中化”。看看京都和奈良的建筑,给人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房屋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那是唐朝的基调。日本人学中国太凶,以至于认为自己成了中国。1870年中日两国进行谈判时,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称清国为“中华”,日本坚决不答应,说:如果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谈判因此差点破裂。

对华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甲午以来,日本人看中国的眼光变了,说话的口气也异样了。中国当日本的老师两千年。日本当中国的老师近百年。今天我们的语言甚至都受日本影响极大。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社会名词的70%。如果删掉这些名词,很难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为之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周恩来和鲁迅。有人说,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换在两个女人手中完成,一个是秋瑾,一个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她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后,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尽。陈天华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以一己之死,求国家兴隆,中国不灭。在这些辛亥革命党人身上,依稀可见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学医的。在选择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还是拯救中国人的肉体上,他毫不犹豫地挑了前者。不过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医生,他想的是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鲁迅就是专门研究脚印的。我觉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常常提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病根?三个问题都指向精神层面。鲁迅看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泽东是激赏鲁迅的。他常常称鲁迅是“我们的鲁总司令”。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拿枪,一支拿笔。拿枪的军队总司令是朱德,拿笔的军队总司令是鲁迅。毛泽东和鲁迅在精神上绝对是相通的。

在那之后,又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既是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至此,中国对由日本带来的灾难而进行的反思达到了最高峰。日本侵略过亚洲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进行过反思。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说:“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是韩国人的耻辱。”可惜韩国人的认知只走到这里就止步了。韩国离日本更近,但始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浮海求学的场景。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战争。它差不多算是一场文艺复兴了。五四运动的真谛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间人为尊。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精神的启蒙,它还为民族主义革命和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场运动的尾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五四运动告诉我们,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一个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甲午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前,抗日战争发生在五四运动后。这两场战争战场一致,对手一致,但结局迥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所有战争中,抗日战争最为惨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赢得最为悲壮。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人,在那之后也没有。明治的荣光,至今是日本人挂在嘴边的荣耀。而在中国,“五四”一代人则是先秦以来最有朝气、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发生了猛烈碰撞。这是两个精英集团的碰撞,这种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纪意味。甲午战争后期,日本人已经没有了激情。但抗日战争就不是这样。1945年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它还一口气在江西等地攻占了十八座城镇。它的激情在燃烧,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伟大的对手。

读一读《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野心贲张,口气如天,倒也不失男子气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种,小东西有大志向。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反观中国近千年间,就无人敢讲这样的话。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同。看看毛泽东那个时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挥斥方遒?他的书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啸着从纸上站立起来。千年来,小农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万里长城是防御的极致。中国的英雄,多是在防御战争中产生的。中国古代很少讴歌战争。纵是大唐盛世,描写征战的诗词也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虽然不失豪放,也摆脱不了悲凉无奈。然而你看看毛泽东的战争诗,哪有一点凄惨的音调?最典型的是《七律·长征》。困苦到那种非人的地步了,毛泽东还吟唱:“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抗日战争的侵华日军,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最强盛,也是野心最张扬的一代。日军在中国战场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高级将领,都参加过奠定日本强国地位的“日俄战争”,年龄多在五十开外,正处于成熟和巅峰状态。与之相比,毛泽东和他的将领们则是小字辈。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时30岁。林彪被任命为军团长时年仅24岁。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时35岁。1946年粟裕赢得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时39岁。然而正是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态投入抗日战场,创造了历史。青春具有无尽的冲击力。青春具有无比的想象力。林彪到抗大讲马列课,大家都准备记录,林彪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众人目瞪口呆。关汉卿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林彪可能读过关汉卿这句话。他爱吃炒黄豆。他在不断咀嚼中体验战争的硬度。平型关一战,正是林彪,改写了日本陆军不曾失败的历史。

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影响深远。这个战役的命名,豪情满怀,闪烁着英雄主义光芒。这是一个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的极富有诗意的命名。当时参加战斗的有105个团(次),左权在听完汇报后脱口而出:“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这个响亮的名词立即吸引了坐在一旁的彭德怀,他说:“不管是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1950年12月1日,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亲笔起草给38军嘉奖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38军万岁!”称一个军“万岁”,这在我军历史上,不,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第一次。彭德怀的胆量和豪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自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21个国家军队交过手,未尝败绩,抗日战争就是最精彩的序幕。

日本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樱花,当其灿烂盛开之日,也是它凋谢零落之时;武士,当其命殒疆场之时,也是他最荣光之时。日本人认为这二者都是美的极致。我曾在冬天去过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学生们一律都穿短裤,裸露着冻得发紫的小腿。孩子们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日本谚语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国人则总是劝人“慢走”,“你慢慢吃”。这种精神下培育出来的日本人是看轻生命的。世界公认西方最强悍的军队是德国国防军,但在斯大林格勒,保卢斯元帅率领9万名士兵集体投降。而日本军人在绝境中通常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尸骸遍野,极少降服。

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语)的情景令世界耻笑。抗日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屠杀比上一场战争更为酷烈。它是循清朝灭亡明朝的旧路这么做的。听父辈说,在我的家乡,日本人设哨卡,中国人经过时,日本兵伸到人胸口摸一摸,发现心嘭嘭乱跳的,牵到一边,一刀砍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杀得天地为之改色。南京大屠杀之前,中日双方的战斗还是胜负之战;南京大屠杀之后,双方已是生死之战。日本军阀惊讶地发现,仅仅过去40年,这个大陆种群已经变得有些陌生了。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只有两种情景,一种是悲惨,另一种是非常非常悲惨。抗日战争中,这两种情景改变了:一种是坚强,另一种是非常非常坚强。特别是共产党员,内心极其强大。起初日本人并不在意,在打了一段交道后才引起重视。史料表明,日军曾煞费苦心研究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比如,凡听到别人说话就起立者,不是党员就是干部;询问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国某年”者,多是党员,并受过教育。日本人对共产党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伟大对手的传统。日军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军战士跳下悬崖的壮举,肃然起敬。日军排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一个军曹的号令,向五壮士跳崖处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杨靖宇将军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在天地间回响。它让人触到了信仰的力量。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精神一变天地宽。中华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拨乱反正,它的大气象和大气魄就显现无遗。这一点,日本就显得局促多了。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就连最著名的右翼反华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涌起一缕乡愁。这是一缕文化的乡愁。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语言不通,但可以通过笔谈沟通,而我们与很多少数民族就不行。这说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国的下游。抗日战争,中日两个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对决外,就是在格局上对决。中国重新成为日本的老师。日本是个岛国,眼光不开阔。毛泽东的眼光则掠过千山万水。毛泽东看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始终是攥着拳头对付中国的,而中国却如张开的五指,极易折断。中国不能产生合力的深层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耕文明,自给自足。只有个人,没有集体;二是精神世界封闭,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于团结。《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团结的冲锋号。它至今仍是我们的国歌。诞生于延安的《黄河大合唱》是最华丽的乐章。毛泽东还摒弃前嫌,果断地建立统一战线,国共开始合作。中国团结之日,就是日本衰败之时。日本军阀此时认为不能再拖了,于是匆忙发动全面战争。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军,但军事思想非常先进,连美军都派人到延安学习八路军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不仅是战争大师,更是战略大师。日本是一个强盛国家时,毛泽东坚决拒绝与其谈判,甚至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日本战败后,成了非正常国家,毛泽东反而主动与其交往。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他对抗大学员说:“我们‘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抗战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降的!”他提出“论持久战”,是精神上的长征,也是大战略。毛泽东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战争风云大势的,能够高屋建瓴地抓住问题本质,而他手下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等,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待战争。他们的战争智慧,体现在对战争细致过程的见解上。刘伯承、彭德怀起自行伍,有很深的连排长情结。他们对局部细节的追求,完全是一种连排长的眼光。毛泽东善于把大仗当小仗打,他们善于把小仗当大仗打。理解一个士兵,懂得一个排长、一个连长,也能赢得一场伟大的战争。

我研究过日本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这两所大学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一直特别重视对战役的研究,反而对战略不甚看重。日本军事院校至今还津津乐道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某些战役。战略需要哲学。毛泽东指出,日本是没有哲学的。战略要有全局,日本则特别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役(太平洋战争后期除外),可是输掉了整个战争。它太看重胜负,于是只有小胜,没有全胜。毛泽东从不看重胜负,他总是从事物的本质入手,时或举重若轻,时或举轻若重,格外大气。抗日战争胜利五年后,他就挥师入朝,对抗世界第一强的军队,就是战略大手笔。彭德怀掷地有声的那句名言“不过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何尝不是毛泽东的精神写照?毛泽东还说:要把中国军队建成世界第二强的军队。他的胸怀比宇宙大,又幽默得紧。遍数日本,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大家,连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这样出色的统帅也没有。山本五十六是日军的另类了。用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是他的杰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决定论,仿佛触摸到了现代战争的本质。其实,这个神来之笔只是他一时冲动的结果。他居然没有理解自己这一独创战法的划时代意义。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舰。就在偷袭珍珠港后不久,日本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7万吨的“大和”号。仅这一艘舰的吨位就超过了中国海军全部舰船吨位的总和。反而是被他打得满地找牙的美国人从惨败中捕捉到了胜利之光。美国人把目光投向了天空。从此,美国人给战争插上了翅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废墟,“国在山河破”,但精神上获得重生。这个古老的民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战争没有在日本本土进行,因此,日本是“国破山河在”。这个“国破”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灭亡,还指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中遭到重创,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无法恢复。美国占领日本,主要还不是军事意义上的占领,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麦克阿瑟飞往东京时,随从问他带不带枪,他说:“什么也不带,就空手去,这样对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结果,日本人看见麦克阿瑟,就像看见神一样。日本外相重光葵到“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的前一天,裕仁天皇对他说:“你要把明天当做日本新生的第一天,所以你要趾高气扬地去签这个字。”裕仁大大低估了美国人。美国战后对日本进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压制这个民族。美国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这个东方民族头上。事实证明,东方民族西方化是不健康的。美国利用雅尔塔体系把日本打回到了明治时期的起点。它是不是想让大和民族也回到最初的起点呢?

70年来,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参拜靖国神社,骨子里都有挑衅美国的意味,因为那些甲级战犯正是被美国人逮捕并处死的,但美国沉默如山。它在日本驻有重兵,而且都在战略要冲。70年前两颗核弹爆炸的巨响声犹在耳边。美国根本不怕日本闹事。美国成功了。日本输得服服帖帖。美国占领世界那么多地方,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袭击无日无之,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种袭击。不错,日本是如裕仁期望般“新生”了,但这是在美国人强势主导下的“新生”。日本成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枚棋子,再也没有了对弈者的身份和心态。明治时期的精气神一点儿也没有了。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东京剧烈摇晃,一栋栋大楼都“吐出”滚滚人潮。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大街上全是人。他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打个不恰当比方,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那种静默和步履。虽然没有哀乐,但所有人脚步移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万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有人赞赏这种状态,认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却不这么看。从这种举动中你难道看不出压抑和窒息吗?这是万众一心吗?这是万人一面。明朝人在扬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现过类似情景吗?人一旦成了机器还叫人吗?恰恰是两个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族都被人称为“机器民族”,难道其中有什么深奥之处吗?我经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从日本人名字的变迁中可窥一二。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气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学于文)、山县有朋(有朋自远方来)、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无信不立)、宫崎滔天……上世纪初,还是中学生的毛泽东给宫崎滔天写了一封信,上来就称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泽东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处,否则他不会这么叫。这些铿锵的名字已经离今天的日本人远去了。

抗日战争过去70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对战胜了他们的中国人民耿耿在念,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哪有一个战败国,对彻底的战胜国——原谅并宽恕了自己的战胜国,这个战胜国还放弃了战争赔款和对日本的占领——过了70年,还充满了怨妇般的愤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人是宽宏大量的。抗日战争中,由于精神的转换,中华民族已成为精神的强者和巨人,所以才宽宏大量。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不能忘却,可以宽恕。新华社记者穆青曾是八路军120师的干部,一次,他随部队攻占了日寇的一个炮楼,在炮楼角落里发现了两个大木箱,打开后,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来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满满两箱子。穆青所在连的连长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战士们都哭了。国民党远征军将领孙立人在缅甸作战,俘虏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请示他如何处理,孙立人说:“这些狗杂种,你再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就这么办!”国民党军也同日本人打了不少仗,多是败仗。但败仗也是仗,至少是打了仗。不过在对待日本俘虏问题上,就远比不上共产党人了。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有不少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他们大多数是被俘虏的日本士兵。后来,他们当中很多人随共产党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国民党军队中就没有听过这种事。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个民族而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日本不对战争罪行道歉,继续仇恨中国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侏儒,永远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经80岁的毛泽东曾评价日本:“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也许道理就在于此。


热门推荐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