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对于现在的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早在宋代就有“厚俸养廉”，但结果财政负担增加，官员贪腐依旧。到了清代，“养廉银”为官员本薪的10倍到100倍，清朝地方贪腐情况仍为历史之最。
中国历史上的两次“高薪养廉”皆以失败告终，倘若没有一整套合理的监督机制，“高薪养廉”依然只会是看上去很美。
公务员薪资差异较大
目前公务员的薪酬是“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的模式，相当一部分劳动报酬是以非商品的形式无偿提供给职工，不进入工资。
仅就经济差别而言，国家对各级公务员的基本工资虽然有统一规定，但实际生活中不同部门间公务员收入迥异，特别是实权部门和“清水衙门”间甚至可达3-10倍。
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补助、奖金、津贴，曾经存在于每个公务员的收入中，而其名目和数额的多少，决定着不同部门公务员实际收入的高低。
它可以进入工资单，也可以以现金、代金券或实物福利等方式，直接进入公务员的腰包，这早已是十余年来的不争事实。
实权部门的收入主要有两处来源，一个是各级财政乃至各个部门自行规定的“津贴补”;还有一个是单位自己的“小金库”。
就机关分类来讲，部分事业单位如电信、电力、有线电视等垄断行业的人员全国平均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国税、地税、工商、银行、财政、海关等管钱部门的收入平均每月在2000元左右。收入相对较低的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党委序列部门平均每月大约在1000元左右。
如按地区来分，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的收入远远高于不发达地区。
上海、北京、深圳、广东、江苏、浙江这些直辖市和经济发达省，公务员的平均收入在3000元以上。辽宁、海南、吉林、黑龙江、甘肃、新疆、青海、陕西、湖北这些经济较发达省或者国家给边疆补贴、西部开发补贴的省份，平均月收入应该在1800元左右。而对于河北、湖南、云南、陕西、福建、河南等，这些不太发达的地区，国家都给予拨款帮助，平均月收入在1200元左右。
山东省的经济还算可以，但如果没有国家拨款，自力更生很困难。安徽、贵州尽管国家拨款，但经济较差，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薪资差异大滋生腐败
公务员和其他部门收入差距拉大，一些公务员产生攀比心理。薪资过低或者同级不同职务的公务员薪资差异较大，更易滋生腐败行为。
薪资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达成共识。然而，即使薪资再高，也不会超越腐败的收入。因此，高薪养廉虽在一定程度上能规避腐败，但并不是治理腐败的灵丹妙药。
一些地区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将薪资差距减小，擅自出租政府大楼。如位于江苏无锡市滨湖区的公共卫生大楼，把两层楼出租给了一家大药房作为经营场所。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共卫生大楼出租给这家大药房的租金仅是市场价的一半，让人怀疑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另外，还有的政府大楼将房间出租并改造成咖啡厅、茶室等，用于商业经营。
专家表示，在没有经过相关手续并交纳一定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就把国有划拨土地进行商业出租的行为，涉嫌违规。
薪资差异过大导致“灰色收入”浮出水面。一些公务员利用职权的便利收取“黑钱”，自己的薪资在这些“灰色收入”面前就显得不起眼了。如果白纸黑字的工资条不能满足低收入者的生活需要，那么“灰色收入”在满足他们生活和心理需要的同时，也恰恰成了他们财源滚滚的“源泉”。
改革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有关公务员的薪资法律法规调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收入差距拉大的阶段;一个收入差距减小的阶段。
1950年1月，当时的政务院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实行工资标准表》，第一次拉开了工资档次，如部长的平均工资是办事员平均工资的10倍以上，最高级首长的收入与最低级工作人员的收入相差28.3倍。
1952年3月，政务院又颁发了《关于全国供给制人员统一增加津贴的通知》，以工资分为计算单位。这次增加津贴幅度较大，尤其是级别高的人员增幅大，级别低的人员增幅小。
到了同年7月，工资制仍以工资分为计算单位，这项标准的工资档次差距仍然很大，最高级首长的收入与最低工作人员的收入相差25.9倍。
1956年是中国公务员薪资改革的拐点年，为了缩小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重点降低17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工资，级别越高降低幅度越大，调整后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
1960年的工资标准一直延续到1985年，这期间，干部的工资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可谓是25年一贯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