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观看电影《旋风九日》观后感【篇一】
是中美建交35周年，新中国成立65周年，同时也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纪念。1979年1月28日，在中美正式建交后的27天，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电影《旋风九日》以此为背景，揭秘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风雨起飞、九天访美的真实惊险事件，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以邓小平访美为主题的影片。
《旋风九日》选择在制作拍摄就显示出了特别的纪念意义。“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1979年的中美建交为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谁都无法忽视。”导演傅红星在谈到创作初衷时坦言《旋风九日》的题材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也是他多年的兴趣点以及致力于研究的领域。
党员观看电影《旋风九日》观后感【篇二】
《旋风九日》以邓小平1979年第一次访美为背景，讲述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为时九天的访美奇遇。众所周知，1979年的中美建交不仅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政治与经济上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还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而这段邓小平访美佳话正是历史要冲。《旋风九日》的出现，让中国电影史和政治史上有了第一部以邓小平访美为主题的影片。
电影里的记录，是我们在课本中学不到的历史，它是商业记录的践行者，它敢于跟《复仇者联盟2》这样的大片直面撞档，正因为它的真实、真实的向观众展示那九日的点点滴滴，有网友玩笑道“这片的卡司完爆任何一部电影”。确实这样，只有你真正走进影院看了，你才会清楚这个笑谈。《旋风九日》除了详尽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外，还为众多“当事人”提供了出镜的机会，讲述了邓小平79年出访美国时镜捕捉不到的历史瞬间，他们当中有总统、总统夫人，政府工作人员，警卫、甚至厨师、马戏团演员等等，细致而生动，看出来导演用心良苦，花了足够的心血，试图让电影鲜活起来。
据悉，这部电影以每秒250美元从美国所购的视频资料，首次揭开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真相，尤其是那次袭击事件。相对于国内媒体的报道，当年国外记者眼中的邓小平访美更像是一场“冒险之旅”，在电影中就使用了大量邓小平访美险遭遇刺的珍贵镜头。你会看到当年有两名持美国国务院颁发合法采访证的记者试图在现场进行刺杀活动，有惊无险的是歹徒当场被安保人员架走。你还会看到，当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镇晚餐并观看牛仔表演时，凶恶的3K党徒冲上前来意图袭击邓小平。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惊心动魄的细节都将在影片中一一呈现。
真实记录历史，是影片的特点，而针对那些没有视频资料，电影以生动形象的动画形式呈现，让影片立即鲜活起来。影片中总共有12段使用了邓小平的漫画形象，并且融合了方式、美式和日式动画风格，此外还有传统的皮影风格。虽然影片并未在政治问题上深入解析，但展现了小平同志和蔼亲切的一面。
这样的电影值得年轻人去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我们，应该走进影院去普及一下那段历史，去感受伟人的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九日。
党员观看电影《旋风九日》观后感【篇三】
《旋风九日》可说是最近纪录片界最大的一匹黑马。有媒体报道的数据显示，5月15日首映时，《旋风九日》以4.2%的排片赢得了17.13%的上座率，远超《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十二公民》、《重生爱人》的上座数据;在周五晚上六点之后，《旋风九日》 同样以19.3%的上座率领跑同档期影片，成为周末上座率最高的电影。
《旋风九日》能够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其选题的特殊性。这部全商业化运作的纪录片，在完全没有任何政府形式的投资下接受了真正的市场检验，也采取了全商业的运作模式和拍摄手法：纪录片的外壳，故事片的叙事方式，还加入了活泼的动画风格。
但是，对于纪录电影而言，《旋风九日》只是特例。论坛上，不少嘉宾表示，在纪录片制作领域，收不回成本的制作仍是大多数。“2011年，我们拍了电视纪录片《外滩》，结合纪录片套拍了纪录电影《外滩轶事》，最后票房就几十万。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又制作了一部与美食类有关的纪录片，在全国放映，但票房依然没有超过百万。”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李涛给出的数据让人感慨。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雷建军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电影《飞鱼秀》也登上银幕，这部讲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档极受听众欢迎的广播节目《飞鱼秀》的纪录片，在北京拥有庞大数量的粉丝群，但最终的票房还是不尽如人意。“最大的障碍在于排片。”雷建军感慨，“《飞鱼秀》 去年10月18日首映，11月21日下线，最后的票房是36万。因为三天之后它的排片只有3个影院，这36万大部分是3个影院出来的。”
如何为纪录电影的票房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不少纪录电影制作者都在寻找新的拓展渠道。雷建军觉得，新媒体比如微信电影票的介入，可能会改变这一类纪录片的票房情况。“我们做纪录片发行时，除了电影院排片之外，还有预售这一块也非常重要。如果你有预售的票房，电影院肯定愿意排片。而像《飞鱼秀》 这种有固定粉丝群的纪录片，如果采用微信推广的方式，票房可能就有大幅提升。中间环节减少之后，大家买票的频率可能就会高。”他说。
近些年来，让电视纪录片走上银幕似乎成了一种大势所趋，不少纪录片制作者都试图从快速增长的电影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纪录片与电影银幕其实有天然的亲近。“为什么这几年很多人都想制作纪录电影呢?从世界纪录片的历史上来说，最早的电影就是纪录电影，随着电影的类型丰富、品种完善，纪录电影反而变成了一个单一门类。但中国的纪录片跟西方的不一样，是从电视起来的，这就和西方国家观众从电影院知道纪录片这个门类有很大的不同。”李涛说。
而银幕能够给习惯观看电视纪录片的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雷建军最近正在制作一部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纪录片，在后期调色时，他和摄影指导“重新”发现了一些让人震撼的景色。这是拍摄过程中本习以为常、但呈现在银幕上却让他们再度震惊的壮丽景色，这让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纪录片比剧情片更需要银幕。
虽然纪录片工作者有制作纪录电影的热情，但在李涛看来，当下制作纪录电影的手段实际上是比较初级的。“这个初级不能简单地从票房数字上判断，而是我们刚进入纪录片电影的领域，对纪录片电影的营销、推广等等都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没有人才准备，也没有观念和思维的准备。大多数人没有想到怎么把票房做得更好，影响力做得更大，以带来纪录片电影的良性循环。所以说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
“我们现在制作纪录片实际上面临很多的困惑。一方面，从纪录电影的遭遇和大家对票房的渴求，以及票房有时达不到预想结果的情况看，我们的纪录片电影在未来可能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市场格局，这个市场格局不是很短时间内就能有所突破的。”李涛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纪录片的良好发展?“很多人说纪录片是国家相册，纪录片是最好的电影。我觉得，做纪录片的人要对纪录片的品质有一个终极的认识，不仅要慎言产业化，还要警惕贵族化。不要把产业化动辄挂在嘴边，所有做纪录片的都在谈怎么赚钱。我们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尊重现在的现实状况，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李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