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野下的革命老区发展是怎么样的呢?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一带一路视野下的革命老区发展征文素材，供大家参考，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革命老区发展征文素材
一、草原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建设
“丝绸之路”除西域、南海路之外，还有一条欧亚草原路，早期输入古希腊罗马的中国丝绸，当主要是从这条路上西传去的。一般认为，自西汉时起中西交通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经西域、中亚、西亚的陆路，即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一是自广州出发由海上经东南亚诸国、印度的海路。也有人将两者统你为丝绸之路，一为海上丝路，一为陆上丝路。
古代主要的中西交通路，除了人们所常提的南海路、西域路这两条路线外，还有一条“欧亚草原路”。自古代起，由于地理环境关系，从蒙古高原直到中亚细亚，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区域。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包含四条古通道。作为古丝绸之路四条通道之一的草原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对东西方之间的商贸、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3年9月和10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在11月召开的APEC峰会期间，中国政府发起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使得“一带一路”在亚洲各国逐渐达成共识。“一带一路”建设的再度兴起，是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全新战略构想，也是构筑新时期国家战略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建设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通道建设，而是旨在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互通互联”，构建起一个紧密联系、活跃共生的大经济区。一方面将实现与国内相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为沿线省份和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将促进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沟通，将亚欧大陆打造成潜力巨大的经济发展走廊。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沿线区域合作共赢、推动沿线地区共同繁荣发展。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位于“一带一路”的北端，是连接中国内地和俄罗斯、蒙古及欧洲腹地的重要节点。内蒙古地处我国正北方，在“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中占据特殊重要地位。作为国家向北开放的桥头堡和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节点省份，在加快建设整个“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的地位和作用也被赋予更多的含义和任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给我国跨界民族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与14个国家接壤，有陆地边界线2.2万公里，其中1.9万多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全国有34个民族跨境而居，总人口约为6600万人”。“在当今世界上，像这样同一个民族生活在若干国家，一个国家包括若干民族的现象相当普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些跨境民族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却有着共同的血缘文化联系，民族同宗、文化同流、信仰大体相同”。跨界民族与周边国家长期以来进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加快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带一路”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庞大的经贸交流关系将有助于促进区域内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间交往。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民族蒙古族是跨境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居住在国境两侧“跨境民族”在人文历史纽带和民族文化认同方面的优势，“提升边境省区对境外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发展跨境贸易和劳务输出，振兴我国边境省区经济”。国境两边居住的人群，“在祖先血缘、语言宗教、文化传统方面来说有可能具有相同特征”。
以锡林郭勒盟的蒙古族为例，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与京津冀经济圈最近的锡林郭勒牧区，“拥有中蒙边境线1103公里，与天津港、曹妃甸港约为400公里，锦州港、绥中港约550公里，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重要辐射区。锡林郭勒盟地缘和文化优势是向北开放的重要支撑，国际性常年开放的二连浩特和朱恩嘎达布其口岸将成为陆港经济带和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心区，也是欧亚经济板块的中枢链接点，跨境经济合作将成为口岸发展的强劲动力”。锡林郭勒盟与蒙古国山水相连，与蒙古国南部、东部省区交往源远流长，蒙古族同根同祖，语言文化相通，民族风俗相同，人民感情深厚。锡林郭勒盟地缘和文化优势为深化中蒙合作、促进向北开放形成了长期稳定和独特有力的支撑。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蒙古族这一跨境民族优势，积极推进与蒙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建设与蒙古国公路铁路互联互通，不断加强与蒙古国多领域合作是锡林郭勒牧区构建创新型、开放型经济格局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蒙两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机遇，拓展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内涵，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积淀丰厚的历史遗产和宗教文化，正在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基石和人文资源。学术界认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历史的积淀和当今的处境，既是政治经济战略的范畴，也是文化战略的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其宗教情况的了解和评估。我们回顾宗教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史实，正是提醒人们这些宗教在古今处境中都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应该“把宗教力作为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发挥它在对外发展战略中的特殊作用”。
蒙古族作为跨界民族，拥有双重文化背景，既熟悉中国文化，又熟知蒙古国的文化。有效利用好蒙古民族的宗教文化资源，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与蒙古国的全面交流，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蒙古民族的宗教文化在中蒙文化交流中可以起到积极的文化中介作用。
二、中蒙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与当下进展
中国明朝之际，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主要始自俺达汗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再度兴起, 由于土默特阿勒坦汗西征青海和藏土及南征明朝, 再次接续了中断二百余年的蒙古与西藏的紧密关系。”由于清政府一系的列扶持政策, 蒙藏地区形成达赖喇嘛、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图克图成为黄教最大的四大活佛系统。正是在清王朝的特意提倡和保护下, 格鲁派的影响深入到蒙古地区，渗透到蒙古族文化的各个领域。
1586年由外喀尔喀土谢图汗、阿巴岱汗在哈喇和林(蒙古汗国古都)建成额尔德尼召，“这是现今蒙古国领土内的第一座喇嘛庙，其寺院面积为O.16平方公里，正方形，四周土围墙上有90个佛塔。寺院建成一年后，招收了第一批喇嘛。阿巴岱汗皈依喇嘛教后，曾经亲自朝见达赖喇嘛三世。此后，喇嘛教开始在蒙古地区流行起来”。现在，额尔德尼召已被列为博物馆，是蒙古国重要的历史古迹，仍是香火不断。
现代蒙古国居民的宗教信仰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宗教活动，在苏联实施的宗教政策的影响下，曾长期被取缔和禁止，很多寺庙也遭受损毁。甘丹寺虽因其历史文化价值而得以保留，并在1950年列为博物馆，但不许举行宗教活动。1985年以后，随着苏联实行“新思维”改革，蒙古国内的宗教活动逐步得到恢复，其中包括修复满兹召等寺庙，甘丹寺也重新成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
自2013年中蒙两国签署《中蒙战略伙伴关系中长期发展纲要》以来，中蒙两国间的人文交流也日益频繁。以宗教文化的交流为例，6月13日雍和宫向蒙古国捐赠弥勒佛像仪式在乌兰巴托举行。中国驻蒙古国大使王小龙在致辞中表示，“此次弥勒大佛捐赠及迎请仪式，是两国宗教界的盛事，不仅密切了两国宗教界的联系，更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7月16日至18日，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以蒙古国佛教协会会长达木丁苏伦•纳策格道尔吉为团长的蒙古国佛教代表团一行8人到内蒙古参访交流。“达木丁苏伦•纳策格道尔吉对内蒙古佛教协会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十分钦佩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此次蒙古国佛教代表团来内蒙古访问意义重大，为中蒙佛教界在未来广泛交流搭建了友好往来的平台。蒙古国与内蒙古不仅是朋友，还是亲戚，希望蒙古国与内蒙古佛教界加强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中蒙两国佛教四众弟子的友谊，为弘法利生作出不懈努力。”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国藏文化交流团于8月21日至23日访问蒙古国。访问期间，交流团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同蒙古国媒体代表、国立大学、科学院专家及当地藏传佛教界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向各界介绍和阐释了中国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成就和民族宗教政策，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重要精神，中国根据自己国情和西藏特点保护、传承西藏文化的成功做法。蒙方对交流团介绍的信息表现出浓厚兴趣，表达了进一步交流合作的愿望，并希望有机会到西藏参观访问。交流团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表示，蒙古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中蒙在文化和宗教等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继续开展宗教等人文领域的交流，有利于加强中蒙双方的互相理解，有利于深化两国友好关系”。蒙古国佛教协会主席那策克道尔吉说：“蒙中在佛教文化上有很多共通点，两国在佛教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合作空间，反对一些个人为了私利打着宗教的旗号从事干涉政治、破坏和平的行为”。蒙古国达希乔依伦寺住持、世界佛教协会副主席丹巴扎布表示，自己亲自去过西藏，“了解西藏的宗教政策。这些政策是完全合理的，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反对西方国家一些不负责任的涉藏言论”。可见，此次中国藏文化交流团访问蒙古国对宣传我国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在涉藏问题上征得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9月26日，邢海明大使会见了正在蒙古访问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一行。代表团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九九任团长，团员还包括山西五台山、甘肃拉卜楞寺、内蒙古呼和浩特大昭寺、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等多位高僧。赵九九介绍了访问有关情况。邢海明大使表示“当前中蒙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高层交往密切，双边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加强中蒙人文交流是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宗教交流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中国佛协代表团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增强中蒙佛教界间的友谊，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为促进中蒙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赵九九团长表示“宗教交流对促进人文交往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将与蒙古佛教界深入交流，加深彼此间了解，增进两国宗教界及民众间感情，为中蒙关系增砖添瓦”。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蒙古国在涉藏问题上具有特殊重要性，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蒙古国政界和宗教界在涉藏问题、达赖集团方面的舆情、言论和活动动态。达赖从1979年开始前后9次访问蒙古国。十四世达赖“窜访”蒙古国对中蒙关系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近日，蒙方不顾中方多次劝阻，执意邀请十四世达赖窜访蒙古，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这次达赖窜访蒙古国的过程中，甘丹寺发挥了重要作用。甘丹寺位于乌兰巴托市西北郊的山丘上。始建于1664年，原是一个可移动的小型庙宇，到1838年扩建为蒙古地区的一个佛教中心，它由五座寺庙组成，寺周围砌有砖墙，设南、西、东三个门，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由于最后四代哲布尊丹巴的府邸都设在这里，甘登寺成为蒙古政教关系史的见证者。现在甘丹寺仍为蒙古国佛教活动中心。20世纪90年代以后，蒙古社会变迁中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是藏传佛教的复兴。其中甘丹寺成为当代蒙古国最重要的宗教场所，也是重要的宗教名胜古迹之一。
目前，蒙古国内香火最旺盛的寺庙就是甘丹寺(即库仑伊克召)，它是蒙古国内最大的佛教寺庙。十四世达赖“窜访”蒙古国期间甘丹寺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应高度重视甘登寺在蒙古国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通过一些积极主动的宗教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途径，加强中蒙佛教界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对话，有效消除十四世达赖“窜访”蒙古国对我国所产生的负面消极影响。当下，对我国来说开展以达赖“窜访”蒙古国这一问题为主题，规避今后宗教风险为目标的中蒙预防性外交是很有必要的。
三、“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蒙宗教文化交流愿景
蒙古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与蒙古国正推动的诸多政策改革实现有效对接，中蒙两国可在诸多具体领域开展务实和深度合作”。2013年10月，中蒙两国签署了《中蒙战略伙伴关系中长期发展纲要》;8月22日晚，结束了对蒙古国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主席此次“走亲戚式”访问有划时代意义，“为中蒙关系今后发展绘制了新蓝图，必将进一步推进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等各方面合作，对两国关系未来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8月，两国联合发布了《中蒙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两大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双方将“全面提升中蒙务实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目前，中蒙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已具备。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提出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政府结合三国合作发展空间巨大的现实状况所提出的重要构想，旨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的对接，打造一条贯通三国、横跨亚欧大陆的合作新通道，为各国共同发展搭建新平台。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蒙古国的“桥梁作用”举足轻重。9月11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中俄蒙三国元首首次会晤，提出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进行对接，共同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倡议。2015年7月9日，中国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中俄蒙元首第二次会晤，就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蒙方“草原之路”倡议、俄方跨欧亚运输大通道倡议进行对接达成重要共识，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蒙古国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启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是三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结果”。目前，中蒙关系已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明确了两国合作的发展方向，为中蒙两国全面合作打下了政治互信基础和制度建设基础。
对中蒙两国间的人文交流而言，宗教文化占据重要地位。由于藏传佛教格鲁派为蒙古国的国教，其重要性更为突出。蒙古国居民中，约有90%以上信奉藏传佛教;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约占人口的4%。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国的藏传佛教呈复兴之势。蒙古国宪法第九条规定：在蒙古国，国家尊重宗教，宗教祟尚国家。为更好地协调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蒙古国于1993年颁布《国家与寺庙关系法》。该法规定藏传佛教为国教，同时声明：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属于个人的信念，禁止从事将公民按宗教信仰不同，或是以信仰或不信仰宗教进行排斥、歧视和分化的活动。这就从法律上保障了居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该法第四条还规定：国家从崇尚蒙古国人民的和睦和文化历史传统出发，尊重佛教在蒙古国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妨碍公民信仰其他宗教。这一条款虽然引起了一些新传入蒙古国的宗教如基督教派的不满，但与佛教和平相处多年的蒙古国内的伊斯兰教信徒并没有提出质疑。在蒙古国，现有多种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属于蒙古国的传统宗教，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传入蒙古国的宗教属于非传统宗教。目前的宗教矛盾主要表现在传统宗教与非传统宗教之间。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家层面上开始重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中国公共外交要以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能量强大的宗教为资源，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使中国公共外交更加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宗教是地缘政治中“貌不惊人”的软实力，宗教发展现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关注宗教的地缘政治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外交越来越受到重视。宗教外交，又称神?外交，简单地讲，就是一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或是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互动，即以宗教价值观，追求一种宗教关怀或宗教目的并在其中有意识地因应自身国家利益的外交形态。目前，中国学界对宗教外交的权威定义是“宗教外交系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以特定的宗教价值观念为指导，通过职业外交官直接实施、授权或者委托各种宗教组织实施的外交行为以及默许宗教组织开展的针对另一个国家政府的游说活动。”这一定义中包括了宗教外交的主体(具有浓厚的政治考虑)、客体(宗教组织或教民)、目的(促进宗教“福音”的传扬以及国家利益的实现)等。在当今全球化与碎片化比翼齐飞的态势下“宗教外交作为一国政府打国际牌获取政权合法性和支持度的工具，以及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势将方兴未艾”。著名学者卓新平在《关于宗教与文化战略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我们在当今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中要想守住人类可能共存的底线，使宗教争取在世界和平中发挥其建设性功能，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就必须解放思想，调整思路，做到整体思维、涵摄兼容”。
在今后的中蒙两国交流中，中国公共外交需要借助藏传佛教有效促进中蒙关系。中国外交既要重视与蒙古国政府的交流和合作，还要研究蒙古国社会中宗教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宗教资源开展公共外交，为拓展中蒙双边关系创造条件。
中蒙两国间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和宗教渊源难以完全分割。发挥宗教的“亲缘”作用，中蒙两国间开展人文交流和民间公共外交很有必要。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宗教力的民间外交主体。中蒙两国间历史上形成的宗教跨境传播，跨地域发展的平台，可称为当下中蒙两国间积极开展多渠道公共外交的国际性平台。
最近内蒙古自治区已确定向北开放战略，在未来几年，内蒙古自治区将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和向北开放战略，加快与俄蒙互联互通公路通道建设，对俄蒙将重点推进两条出海通道、三条能源通道和三条旅游通道建设。在建设“一带一路”和实施向北开放战略进程中，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化与蒙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国间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我们在建设“一带一路”和实施向北开放战略进程中，要积极发挥文化的桥梁作用和引领作用，加强中蒙两国间各领域、各阶层、各宗教信仰的交流交往，努力实现两国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其中，应重点挖掘和开发佛教文化资源，开展中蒙人文交流和民间公共外交活动。这有助于夯实我国同蒙古国合作的民意基础。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播容易形成地缘文化的认同。两国关系亲不亲，关键在于民心。民心的亲近无疑将对国家之间的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产生显著影响。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观念，在信奉佛教的民众占大多数的国家之间，能够引起的共鸣则尤为广泛与深入。由于民心的作用，佛教文化交流将会对中蒙两国间的关系产生一系列的促进作用。通过佛教文化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具有民间信众基础，会有明显的社会文化效益。在经济建设层面，还可以基于《中蒙战略伙伴关系中长期发展纲要》中具体合作框架，打造中蒙跨境宗教旅游精品线路，这样更能有效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蒙古国“草原之路”规划的务实对接。这样，中蒙两国间的宗教事务与世俗事务才能够产生更加密切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