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每年的大事，是每个中国人的大事。那么恢复高考40周年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接下来小编yjbys给你们带来恢复高考40周年主题征文，欢迎大家阅读与参考，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过了知天命之年，几次做相似的梦：就要考试了，可还有好些书没看……
那个日子是终生难忘的：1966年6月13日，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考试与命运。早晨第一节课考数学，试卷刚发下来，校园里就传来口号声：“考试是大骗局!”“同学们，冲出考场干革命!”初一(3)班的同学在个别老师的鼓动下，撕碎了试卷，冲出了考场。接着，整个学校就热闹了起来。从那天起，课就再没有上成。两年后，我带着一些没有学完的课本，插队去了内蒙古。
1973年，我已经进了工厂。听说要恢复高考，我那颗想上学的心又躁动起来,温习了一番后进了考场。成绩虽然说不上优异，也还不差，但“政审”没通过。这次考试之后，我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和我大闹了一场。他要我屈服于命运，不要再想入非非。
1977年全面恢复高考，我已娶妻生女，想去试试又心有余悸。过后，妻子找来一份试卷给我看,我决定再向命运的大门冲击一次，报名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考前，基本没有时间复习。白天上班，晚上要看孩子??妻子是电影放映员，晚上工作。两岁的女儿每天都是在我的催眠曲中入睡。临近考试了，领导答应给我几天假。高兴没两天，师傅到家来找我：“领导让你上班去。”领导也没有恶意：初中都没毕业就想考大学?别耽误工夫了，好好在矿山干吧……我却不甘心，高考心理《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考试与命运》。
考场在石景山的一所中学。临考试的前两天，我还利用一切时间复习。数学考试当天，我格外紧张。初中几何是自学的，好些定理不熟。夜里一觉醒来，看夜光手表的指针在一条直线上，以为是早六点，爬起来穿上衣服，在灯光下一看，是夜里十一点半!就那样，数学还是没考好。下午考历史。睡午觉的朦胧中，突然向自己发问：官渡之战在哪一年?哎呀，没复习到!赶快起来找书，只找到一本《毛泽东选集》。从《论持久战》的注释中，找到了答案。历史试卷发下来一看，名词解释的第二条就是：官渡之战。哦，真是天助我!考完历史地理，还剩一门语文了，我觉得已经胜券在握，一直紧绷的神经轻松了??结果和估计的差不多，总成绩比录取分数线高出了17.5分。
命运又和我开玩笑了。由于我报的专业都是热门，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填了一个“不服从分配”。人家都开学了，我却迟迟接不到录取通知书。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和我一样命运的考生，北京还有好多好多。
收到录取通知，已经是1978年的年底了。为了让许许多多和我同样命运的人有学上，北京市办了一批大学分校。我被“扩招”进了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如愿以偿学习了新闻专业。毕业后，我进入北京日报当了一名编辑。转眼二十多年过去，我在给别人做嫁衣的同时，自己也采写了一些文章，不敢说有所作为，却也没虚度时光。回首往事，1978年的那次考试，是我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我很喜欢那句话：“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仍不回头。”没有这句话的作用，我也就不会参加那次考试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个人命运的转折又何从谈起!
我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并夺得市文科第一名，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征文：想起高考 想起姐姐。我高兴，但比我还要高兴的是我的姐姐。可以说，没有姐姐的关爱，我就不会取得成功。
上中学时，周围邻居的孩子都嫌就近的学校不好，联络我到外地去念。爸爸妈妈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去，坚决留在附近的学校读书。因为我离不开姐姐。
我上了高中以后，姐姐就把精力主要放在照顾我的身体和生活上。那时家里穷，姐姐给我纳了双老头棉鞋，我嫌不好看，不穿，想让姐姐给买双翻毛皮鞋。我曾对姐姐说：“你要是看到有人穿老头鞋，我就穿。”有一次上街，姐姐眼尖，看见几个刨电线杆坑的农民穿着老头棉鞋。姐姐找到了证据，我也不好意思抵赖了，只好穿上老头鞋。
想穿翻毛皮鞋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慢慢地淡忘了。有一天，姐姐却真的给了我一双翻毛皮鞋。开始，我穿得很得意，后来把它还给了姐姐。那是双女式皮鞋，是我姐姐插队返城当工人后，工厂发给她的劳保鞋。
1978年，高考临近，学习很紧张，我经常站在电线杆下读书。邻居都夸我。姐姐也专门进行了调查，看邻居和老师、同学们说的是真是假。后来，姐姐就经常来陪我，她怕打扰我，就远远地看我读书。
那些年，粗粮多细粮少。姐姐去食堂打饭，除了买窝头，总是买一两个馒头。中午吃饭，如果我不在，姐姐就把馒头藏起来。我回来后，姐姐就拿出馒头给我吃，高考心理《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征文：想起高考 想起姐姐》。
为了专心读书，我找了一个没人的房子，里面有一张大通铺，就我一个人住在里面，冬天，那里冷得像冰窖。有时我读书累了、困了，倒在床上就睡。姐姐到宿舍查看，给我脱衣服，帮我盖好被子。那时吃饭很差，窝头就咸菜，咸菜还是家里腌的、炒的。每次回家都要从家里带咸菜。有一次，姐姐发现我带的咸菜特别多，就问我是怎么回事。知道我的生活费让人偷了以后，姐姐马上给我拿来了钱。
姐姐很聪明，要不是文革插队给耽误了，她就和我一起考大学了。我很为姐姐惋惜，也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我得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是我的胜利，也是姐姐的胜利。
高考完，我不敢看成绩。那时，高考成绩要在市教育局大门口张红榜公布。姐姐去看了。红榜第一页第一个就是我，姐姐说她是不是眼花了，弟弟是市文科状元。
姐姐回来一说，我们姐弟俩又去看了一遍，真的，准确无误。我们身旁的人们还在议论，“谁家的孩子这么有出息!”其实我就站在他们身边。
我和姐姐赶紧骑车赶回家去报喜，还没到家，老远就听见公司的大喇叭在广播：“我公司学校×××高考获得市文科第一名??”
开学前，我曾激动地对姐姐说：“等我工作了，一定好好报答你。”
姐姐说：“不用了，你出息了、幸福了，姐姐就心满意足了”。
姐亲似母，人们都这么说。姐姐对我的爱，我至今没能好好报答，所以我很歉疚。我深深地依恋着、爱着我的姐姐。要不是她的呵护、鼓励和支持，哪有我那年的高考成绩呢?
70年代初的淮北农村，使人印象最深的是赶场子。公社电影放映队每月进村一次，这是最热闹的。夕阳下山，夜幕降临，村东头的打麦场上，三根毛竹两竖一横，挂上银幕，柴油发电机嘟嘟响着，放电影?，大伙儿便早早搬着小凳坐了过来，小媳妇，小伙子，孩儿们，这儿一堆，那儿一群，拉着呱，闹着磕，哼着歌……没带凳子就找块砖头、石头坐着，来晚的就站着看，挤不进去的，就踮起脚来看。相恋的男女远远的躲着，看着、看着，人就没了。开映前，生产队长总是扯着嗓子：“大家静一静，今天虽然……但是……”吼上一通，电影开始了。那时的片子大多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第二天，放映队移到第二个村庄，爱热闹的人们于是又追了过去，哪怕十里八里，这就是赶场子。
那年，我15岁半，跟随父母从南京下放。我算知青，三个姐姐在南京，大哥下放在洪泽湖边，我排行老五，大家都喊我小五子，老六小学没毕业和我在一起。常常和我一起赶场子的，还有三位年龄差不多的女娃，王平、少萍、晓萍，也是全家下放的。王平伶俐，在家老大，妈妈朱阿姨是个医生，可爱看小说呢，和我妈最能谈得来，她爸爸王叔叔是县武装部的干部;少萍内秀，上面还有个哥哥去当兵了，爸爸是省城体校的十五级老干部;晓萍娇媚在家老二，上面有个姐姐长得和她不像一个妈生的，妈妈是个老师，全家数她最漂亮。每每放电影，“小五子!小五子看电影啦……”，听到喊声，我披着衣服冲出门外。
深秋时节，星空闪烁，我们沿着田间小路，走着山路，拉着手跑着，追逐天上的月亮。月亮也跟着跑了起来，我们轻轻放慢脚步，月亮似乎也停了下来，秋风紧一阵、慢一阵，抚摸着我们，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少萍脱下带着余温的外衣给我披上。如水的月光在这无际的田野里弥漫着、飘浮着……我们会情不自禁哼唱：“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红花多鲜艳，花儿多香，花儿多鲜，美丽的花儿红艳艳，卖了花儿，来呦来呦，治好生病的好妈妈……”肥沃的土地，贫瘠的生活，唯独赶场子给带着幻想来到山村的我们，平添了多大的欢乐，生活的单调，劳作的苦闷，激发了我们读书的欲望。
日子随着指缝流走，我们真的一起又上了八里之外的打鼓山高中。不久晓萍一家不知何原因搬到固镇县了，北京体院来招生，少萍做了一套广播体操，到北京读书了，爸爸妈妈又回到合肥体校，从此她两人我再也没见过。但那月夜之下，赶场子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不久朱阿姨调到符离集小麦原种场做医生去了，王叔叔又回到县武装部做部长去了。王平也转到了符离集高中读书，我俩一直保持联系，从她那里，我知道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在人间》，也知道《红楼梦》、《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雁飞塞北》……每个星期借书、还书、借书、还书……赶着场子，做着文学的梦。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在那山芋干裹腹的岁月中，在那赤着双脚踏在厚厚的泥土里，在那只身一人饿着肚子顶风冒雪往返十五里路求学的追逐中，我的灵魂并不孤独，读书给我带来了希望，文学教会了我抗争!
恢复高考制度77年，我和王平都报了名，填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师范，第二志愿还是师范。如愿以偿，我考上了师范院校。王平考上省城工科院校，拿到入学通知书，小小的山村也热闹起来。那是冬春交际之时，1978年的春天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