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变革与创新三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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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新的关系、新的结构、新的方式时,必然要求有新的企业文化与之相适应,改造旧的观念,创造新观念,重新组合、设计,而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变革与创新。

企业文化的变革与创新就像是毛毛虫化蝶一般危险而又必要。危险是因为化蝶过程中生命是很脆弱的,随时可能遭到意外;必要是因为如果不进行转化,毛毛虫就永远是只毛毛虫,不可能成为美丽的蝴蝶。值得庆幸的是,成功地变革与创新的结局是非常美好的——获得新生!

企业文化变革与创新是如此关键,那企业如何才能及时、准确捕捉到企业文化创新与变革的信号呢?笔者认为可从三方面来捕捉,即时空因素、企业自身的因素及创新的需要。

信号一:时空的推动

德国著名考古学家海因希里·施莱曼根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索》的描述,推断出了特洛伊城遗址的位置并雇人发掘,终于发现了这座古代名城。然而,在挖掘出这座古城后,人们发现,这并非最古老的的特洛伊城。于是,像洋葱剥皮一样,人们继续深挖下去,发现每一层都有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犹如一座人类文化遗址的自然博物馆。海因里希·施莱曼终于在第九层辨出了荷马史诗所描述出的特洛伊城。

尽管企业文化因其相对短暂的历史不存在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层,但是企业文化依然存在以理念变化为标志的多个层面。例如,从经营哲学、管理思想等各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看到企业文化理念层发展的“轨迹”。诸如从利润最大化到单一目标再到适度利润多元化目标;从单一行业经营到多元化经营;从古典科学管理到行为主义与人际关系管理,再到系统、权变管理;从家族式老板管理到专家管理;从“老鹰与鸽子”二者必居其一的单一竞争策略,到既扮演老鹰又扮演鸽子的混合式管理,等等。

作为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核心的价值观,相对于企业经营来说,虽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蓝图”。任何企业价值观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空间。企业价值观的这种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延续,就构成企业价值观的完善系统。随着时间的延续、空间的转移,影响企业价值观的因素必定会有一系列的发展、变革,自然而然地要求企业价值观随之变化。

信号二:内潮的涌动

作为企业文化核心的价值观是随着企业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很多要素的变化以及新要求的提出都可能促使企业文化创新。例如,企业家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经营观念的转变、企业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以及企业资本的重组等。

企业家在成长。随着企业家管理水平的提高,他们逐渐意识到优秀的、为全体员工认可的价值观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根本保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自己对管理认识的提升,企业家会审视企业内部的价值观,在尊重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对原有模式提出质疑,探讨新的经营模式与方向,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完全扬弃旧文化,重新创造新的价值观。当然,这些举动将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强大阻力,冲破这层阻力必须有权力和领导者个人魅力支撑。

产权结构变革。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的国有企业通过产权重组、出让、兼并、收购等方式实现了产权结构的根本变革。变革后的企业不能再沿用原有的国有企业的价值观,必然会适时导入与它的产权机制相一致的企业价值观。

战略大转移。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为了适应经营环境,会适时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当战略发生重大转移时,例如单一产业向多元化发展,低价位市场发展战略向高品质名牌发展战略的转移等。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企业的价值观也需要重新定位,以适应战略的变动。

高管人员变动。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文化,企业价值观的雏形首先由企业的高层领导者们构思,而不同的企业家具有不同的文化理念。当企业因种种原因而发生决策层的重大变动时,为了改变原来落后的管理办法和经营理念,为了开创一种新的局面,高明的企业家往往抓紧企业价值观建设。当然,国际上很多老牌的大公司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是不会随着CEO的更换而变动的,他们提倡的是寻求能认同企业价值观的人来担任CEO.但是,基于中国企业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具体国情以及很多企业没有形成核心的、为员工认同的、能够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价值观情况,高管人员的变动导致了企业价值观的变革与创新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失去垄断地位。我国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行政垄断的行业,如电信、银行、电力、水务、航空、铁路等,原来都具有垄断的经营权,而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趋势下,势必会打破垄断,参与竞争。在垄断经营条件下,形成的企业文化已经不能再适应企业参与竞争的需要,甚至会严重地阻碍企业参与竞争。因此,不少企业迫切地需要重塑企业价值观的企业文化。近年来,我们在服务电力、航空、钢铁等行业的客户时,他们都表现出要塑造新的企业文化的强烈需求。

当然,除了上述几种情况外,还有很多其他导致企业价值观变革的影响因素,但这些影响因素发挥作用都是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旧的观念体系已经不再适应企业的发展。所以,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称为价值观变革的契机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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