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是在“术”的狭隘的范围内理解企业文化，那么东西方的企业文化在“道”的层面上应该是和而不同、多元共融的。东西方的共融、传统与现代的共融、科技与人文的共融、多元文化的融合、“体”与“用”的融合，是21世纪全球企业文化发展不可逆转的大势。21世纪的中国人将以科学的指导思想来检阅本土的、西方的、世界其他的企业文化，加以取舍和改造，构建起新的有*的企业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将以开放、创新、兼容、特色为其特点。
一、克服与西方企业文化交往的盲目性
构建完善具有*的企业文化体系，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企业文化自觉应对西方企业文化呢?
一是克服两种与西方企业文化交往上的盲目性。其一盲目性有两种表现：
一种表现是不能以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汲取西方企业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东西。众所周知，同中国的企业文化一样，西方企业文化也源远流长，它有多姿的流派和多彩的内涵，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文化的成就及发展中的创新，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去研究、借鉴、消化。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没有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中没有全面、正确的摄取西方优秀企业文化养分，要完成这一复兴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种表现是容易偏爱西方学者对西方企业文化所作的批判，容易偏爱西方学者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偏爱。以此情感的支配，我们可以为自己排斥西方优秀企业文化找到论据，西方的学者、企业家、管理学家确曾不间断的批判西方企业文化，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朝鲜战争、越战及“9·11”之后，使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对西方文明产生破灭感。与此同时，他们在反思、批判自身时又将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但是，他们的反思是在西方条件下，在已经达到很高发展水准的文明与企业文化平台上，对自身企业文化的一种反思，是一种企业文化调节的机制。同时，他们基于对中国企业文化的浮光掠影，容易将中国的企业文化虚化为一种梦幻的美，并将其作为自己思想上的理想模式。这是一种误读，中国的企业文化家如果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地拒绝吸收西方优秀企业文化，或者忽视对自身企业文化劣质内容的冷峻审视，结果将会阻碍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
其二盲目性表现是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崇拜西方企业文化。崇洋思想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理念，甚至积淀为一种民族情绪和民族基因。是一种在西方强势企业文化面前失去方向、失去自信和自主。显然，信守着这种崇洋的企业文化心态是无法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
二、克服与传统企业文化对接的盲目性
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企业文化自觉对待自己的传统企业文化呢?
同我们所倡导的企业文化自觉相对立的，也有两种盲目性。
一种是对中国所固有的传统企业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心态。
在追溯考察中国传统企业文化的源流时，由于受自己思维和眼界的局限，往往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企业文化、商旅文化传统视而不见，或不敢下结论。起点上限是建国后，对建国前的经济管理、企业文化传统存而不论。而对台、港、澳的企业文化建设更是视而不见，缺乏认知和研究。这样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就受到研究者本身视界的限制，由朱亚非主编的《风雨域外行——探寻古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足迹》，就列出了自先秦至清代23次大规模的向域外拓展的政治、外交、文化、经济活动。说明古代中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文明更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企业文化是中国新企业文化的源流，中国企业文化是世界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种是对中国固有的传统企业文化的过分张扬，甚至以这种张扬为手段，去应对西方企业文化的强势入侵。
传统企业文化适应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曾做出过重要贡献，至今还作为企业文化资源，在构建新的企业文化体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元素。但是以儒学为主体和基础的传统的企业文化从根本上说，是适应农耕文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准政治、泛伦理组织时代的文化，至今已落伍了两个阶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已遭遇了结构性、体系性的毁灭，无力再进行适应性变革，其整体的僵化性体系，负面的恶质的企业文化成为至今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桎梏。倡导儒学第三次复兴的专家、学者如杜维明先生、余英时先生，以儒学道统自命，试图复兴儒学的昨日辉煌。但是，至今未见明显成效。新的企业文化体系是以现代终极价值理性为主导的体系，对待传统企业文化应在破碎其体系的前提下，将传统企业文化中的若干部件、若干元素分离出来，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达人”、“普遍和谐”、“内在超越”、“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等理念，加以时代性、社会性改造，成为构建新企业文化体系的有益养分。
三、构建开放的企业文化安全战略
在西方强大的工业文明和传媒帝国的(未必是先进文化)挤压下，其他文明(未必不是先进文化)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西方企业文化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加上大众传媒与网络的发达，容易造成强势企业文化乘虚而入。在西方快节奏、多姿彩形式的后面，是西方企业文化的内涵，其中包含有大量的企业文化的劣质内容。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企业文化霸权主义，有远见、有作为的各国政府和有识之士、专家、学者、经济界以民族企业文化自觉，起而捍卫本民族企业文化的纯洁性，免遭再次沦为西方的企业文化附庸和企业文化殖民地。基于此，2001年在北京航天城召开的“全国中青年企业文化学者论坛会”上，我提出了“构建国家企业文化安全防御体系”、“实施国家企业文化安全战略”的论断。文化全球化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资本掠夺的一种新的当代形态。企业文化生存状态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经济以往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蕴涵着它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是生存和发展的全部价值与合理性之所在。因此，一旦这种企业文化遭遇威胁和侵略，则必然要给民族和国家经济带来深刻的文化危机和经济安全危机。这一思想得到了业界的热烈回应，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
我提出的企业文化安全战略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机制，不是盲目排外，拒绝吸收西方先进企业文化和世界一切优秀企业文化的保守战略，而是以包容、大度、高远为特征，以从容、超迈的气度积极应对西方企业文化的挑战。今日中国是一个摆脱了积贫积弱、有近30年改革成果和资源的积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勇于负责，一个倡导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一个赋予自主创新于国家意志，一个在太空探索等高科技尖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泱泱大国。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已经摆脱了曾经作为弱势民族的屈辱文化心理。中国的企业家、企业文化学家必须以全球化的视野与世界企业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既坚持企业文化的拿来主义，坚持引进西风，融化新知，为我所用，又坚持企业文化的送去主义，文明对话，在世界企业文化的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共发芬芳，共催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