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中国黑色传奇人物之一：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1930年农历三月初五，禹作敏诞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里，他兄弟4人，排行第三。
1974年，禹作敏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任。由于禹作敏决策正确，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1992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是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 1979－1982年，连年被评为乡、县级优秀党员。
1983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党员。
1985年－1987年，连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1987年9月，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并获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
1988年，任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
1989年，获全国农业改革10年创新奖，并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
1992年底，被《半月谈》杂志评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发来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老谋深算的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新书记要找他谈话的电话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前往。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的不测事情，他带上有一身武艺的贴身保镖史明生，并挑选了3名随从（李向军、朱振凤（女）、杨会阁）与县委书记崔士光一道前往天津。
行至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保安人员只让禹作敏的车进去，其它人一律远离。禹作敏虽然感到不祥，但只能从命。车子在院内停稳，他跟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进入指定的房间。等待禹作敏的并不是市委书记，而是多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干警。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只好束手就擒。
审问禹作敏案件的是天津市公安局47岁的公安干部罗振岭。在没审问禹作敏之前，他预先审问了原万全集团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并通过3次和禹作敏“较量“，审讯者便完全占据了主动权。
4月21日，禹作敏走进审讯室，罗振岭宣布：“根据你的罪行，经天津市公安局呈捕，报送天津市检察院批准，决定对你逮捕。这是逮捕证，你签字”。禹作敏站起来，写上姓名、日期，并按上自己的指纹。由于紧张，误把1993年写成1933年。经公安人员指出后，他才改正过来。
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7日作出一审判决：根据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实和情节，以窝藏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妨碍公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就在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等人进行公开审理的同一天，新华社播发题为《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事实》的长篇通讯。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车之鉴》的社论，文章要求：“全国人民一定要从大邱庄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决不允许在党内和人民政权内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嗣后，《法制日报》、《天津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报刊也对禹作敏被判刑发表了评论文章。
禹作敏被判刑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后来，禹作敏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被送到天津市区内的天河医院实行保外就医。在那里，司法部门给予了他较宽松的环境和较优厚的待遇：天河医院专门腾出带有会客室、卧室和卫生间的3个房间供禹作敏和他的老伴居住；他每天都能看到报纸，了解国家大事。1997年春，禹作敏96岁的老母亲病故，司法部门曾允许他回家探望。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在天河医院因心脏病忽然发作，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终年69岁。
近30年来中国向世界经济大国的跃升，无疑是现代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著名财经记者吴晓波以写实的手法和犀利的风格，描绘了1993?2007年部分国企和民企在改革和崛起中的艰难历程。本书采用编年体的写法，用冷峻灵性之笔，以人物为主体，以事件为血肉，勾画出这一时期中国企业界的脉动，具有一种史诗般的力量，读来令人有种莫名的感慨。本文选自该书第一章，有较大删节。□摘编自《激荡三十年》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禹作敏落马 大邱庄的“土皇帝”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旋涡之中。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禹作敏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然而，就在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妄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交情不浅，便渐渐地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 有一次，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坐。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时，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孤愤、怨恨、对立情绪，跃然纸上。 公然对抗武警 致命的危机是由一个偶然事件诱发的。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4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福和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暴力殴打致死。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察部门派出6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于门外。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村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禹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进入这个“禹氏庄园”。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的所有武器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