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该省多名地方官员了解到，该省多地都有因机构改革、给年轻干部让位等原因鼓励老干部提前离岗的政策，有的县给主动申请离开领导岗位的科级干部每月在工资基础上增加两三千元的补充待遇。但也有的地方，因群众意见强烈而未执行下去。
“提前离岗”其实就是“休而不退”，主动申请离开领导岗位，可以换来可观的工资上涨，虽然从领导位置上下来，难免有些恋栈，但就当下这样的大环境，这样的年龄，恐怕更多官员很欢迎这种政策。而这样的一种政策，恐怕就不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了，不管是出于培养年轻人，还是出于其他什么目的，老百姓只知道当前正要推行“延迟退休”，而这“提前离岗”无疑背道而驰，这更像是逆潮流而上，更像是官员们的一种“特殊待遇”，不得不让群众反对了。
如果说，这当地是为了让更多有冲劲、更年轻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而出台了这样的一项政策，那么这样的一种符合政策的“提前离岗”也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提前离岗”，看到的不是“能者上、庸者退”，却是用增加工资、提高级别来安抚原来的官员，甚至说使用这些优厚待遇来交换，毫无疑问这样的初衷，难免让人质疑，这样的交换恐怕也未置可否了。
在“延迟退休”即将推行的当口，这样的“提前离岗”不得不说引爆舆论，而这其中官员们置身其中，更是增加了很多复杂情绪。未到退休年龄，却堂而皇之可以“提前离岗”，甚至领着更高级别的工资，享受更高的待遇，而只是需要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看起来是一种关怀、恩惠，其实更像一种赤裸裸的“权与利”交换。换来了更多空闲领导岗位安置新人、引进新人，却用着老百姓的钱来安置曾经的旧人，似乎新、旧之人都得到安抚，达到了所谓的“平衡”，但这样的规则却需要老百姓来买单，和老百姓们“延迟退休”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老百姓又怎能接受呢?
似乎看起来，这些“提前离岗”的官员们得到实惠，而年轻干部们也得到了机遇。但是，一边是官员“提前离岗”闲暇无聊，一边是同龄无官人员却得“早九晚五”;一边是新晋官员们的蓄势待发、跃跃欲试，一边是“提前离岗”的官员却是恋栈不满;一边是对大众对殊待遇的羡慕、不满，一边是“延迟退休”带来的大众不满情绪。这些牵牵绕绕、弯弯绕绕，如此这般，“延迟退休”和“提前离岗”必将激起更多矛盾。
【延伸阅读】
拿什么解决“提前离岗”与“延迟退休”并存?
据了解,2013年提前离岗现象并不仅仅在黄骅发生,北京下属郊县也出现针对55岁以上干部,劝其提前离岗的情况。
如果站在眼下人们十分关心的“延迟退休”政策角度看,这种公务员“提前离岗”现象,确实显得非常“扎眼”、悖谬。一面是“延迟退休”已被解读为“大势所趋”,一面又是截然相反的“提前离岗”普遍存在;一面是普通职工“延迟退休”而不愿,一面又是公职人员“提前退休”而不甘……
尽管如此,冷静思考,又不得不承认,这种“延迟退休”与“提前离岗”并存现象,其实并不是什么意外费解之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正常”现象。一方面,早在“延迟退休”政策提出之前,囿于“养老双轨制”,公务员“提前离岗”现象事实上在各地长期普遍存在,并不是什么“初来乍到”的新事物。正如此前有学者指出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机构改革以来,许多县一级党委和政府皆遵循一不成文的规则:科级干部满53岁则须让位退居二线”。
必须指出的是,公务员“提前离岗”事实上也并非没有法律依据。我国《公务员法》第88条规定:“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本人自愿提出申请,可以提前退休:(一)工作年限满三十年;(二)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这意味着只要符合上述两个年限条件,且“本人自愿”,公务员提前离岗退休,其实是完全合法的。比如,只要工作满20年,男公务员55岁、女公务员50岁时便可申请提前退休。
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尽管“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长期趋势,但由于“就业岗位不足”而催生“就业难”的格局同样长期存在,并没有因“老龄化”而得到根本改变。在这种“就业难”格局下,“提前离岗”也一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在公务员而且在其他许多职工如国企职工身上,同样普遍存在。国务院1993年《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就曾规定:“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
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提前离岗”与“延迟退休”的并存,实际上是“就业难”与“老龄化”这一对更为深层的“未富先老”矛盾背景下的必然。
要想有效消弭“提前离岗”与“延迟退休” 并存现象,根本出路无非主要也取决于这样相应的两方面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尽快推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现“养老双轨制”全面并轨。这正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的,“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决定》提出的各项全面深化改革措施,着力化解“就业难”与“老龄化”并存矛盾。比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就业结构的全面转型升级,“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就业岗位的数量和收入含金量;“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减缓“老龄化”速度和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