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供给侧改革有什么意义呢?具体实施的措施是什么?下面是思而学教育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和措施，欢迎参考~
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和措施
“供给侧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意义
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有“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措辞。
作为全新表述，“供给侧”概念表明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新认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和着力点。围绕“供给侧”，提供了解读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先行经验，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这一改革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
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
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上世纪70年代发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研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一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英上台时面对的局面。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美英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应，因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反思。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里根时期，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视野中，供给学派经济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因为度过了经济停滞危机而在冷战后期与前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
不过，杂糅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里根经济学，也有负效应。比如，减税计划导致里根执政期间赤字从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为大企业受普遍减税的益处更多，里根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自克林顿时期以来，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给学派失去了实践舞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拾凯恩斯主义，着重用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现：欧洲没有因为货币刺激解决债务危机，日本“安倍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战隐患出现。这说明，无论哪种经济思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中国新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汲取国际实践的经验教训，作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诠释。
改革只能是“中国经济学”
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无论是供给学派、货币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都不可能单项使用。
上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供给学派思维实践，尽管能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借鉴，但无论在内涵上还是路径上都会有很大不同。这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形势与里根时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给学派主张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为负，通胀率为两位数。而今天的中国经济仍保持着主要经济体中相对的高增长势头，通胀风险尚未出现。其二，国际背景不同。里根对供给学派的应用，有冷战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国际背景没有冷战因素，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程度达到空前水平。其三，发挥空间不同。经济形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灵活的货币政策使用的空间更大。这意味着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交叉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空间更大。其四，着力点不同。里根时期的“供给侧改革”，一个主要着力点是“减”，减少福利开支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着力点在于“改”，比如在福利开支方面，从目前的政策运用看，不仅不可能减，相反会继续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
最关键的是，中国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经济管理传统，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现实情境。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现实情境?一方面，供给侧不足的弊端已经凸现。在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出口面临外部环境不稳定考验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马车。然而，网络消费和出境消费的迅猛增长表明，消费内需已得到足够的刺激，关键在于没有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许多消费力转为外需。不强化供给侧管理和改革，就无法聚集经济增长的动能。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供给侧不足的许多因素，制约了经济增长。比如，许多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占据了过多的生产资源，只能“赔本赚吆喝”;旧的调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费内需;滞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业活力，等等。
这决定了，尽管在减税、减少政府干预、防止货币发放无序增长等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与美国的供给学派理论和实践有相似之处，但不会是供给学派理论的照搬照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点领域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历史经验表明，划定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是让改革达到最高效率的最好办法，越是针对性强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给出了部分回答。刘鹤表示，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这预示着，在产业层面，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激发企业活力，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
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根据经典定义和决策层对“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在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无形生产要素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在中国，由于普遍的技术进步还未到来，因此无形生产要素应当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组织创新能力。也就是说，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事实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应当制订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应当制订什么样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应当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调控历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必须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维视野，从长远利益考量，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让“供给侧改革”达到预期效果，制度供给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政府资金主导的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了继续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得多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当前，大量微型组织生存发展困难较多，优化这些组织的能力，为其提供宽裕的市场进入空间，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其压力是当务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创造鼓励创新的应有环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态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是理想状态的表述。事实上，目前资本、劳动、土地等有形生产要素不是没有变化，而是在冲向高点后发生了逆变化，通过有形要素提高生产率的空间已变得狭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相当迫切。
细观之下可以发现，“供给侧改革”尽管是全新表述，但与现在已经部署并次第展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从本质上看，尽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经济宏调着力点可能发生变化，但不是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确的表达。这表明，一系列相关改革将获得更具象、更明确的操作路径，并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
备受零售行业关注的年度盛会??2016联商网大会暨全球零售创新峰会于4月8日-9日在苏州国际会议中心如期开展。
在急剧变革的大时代，在思考战略转型的同时，如何推行精细化经营，秉持匠心精神，强化运营管理各环节的创新，是重中之重;本届联商网大会以“大时代，微创新”为主题，探讨传统零售业变革的更多可能。今年恰逢联商网15周年，大会规模空前，吸引了超半数零售圈知名高管到场参会，嘉宾演讲更是精彩纷呈。
在4月8日下午最后的对话环节，步步高商业董事长王填，家家悦集团董事长王培桓，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董事长李维龙，超市发总裁李燕川，城市超市总裁崔轶雄，宝获利总经理李海燕，复星互联网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钱中华以及主持人三胞集团乐语通讯常务副总裁朱伟针对“供给侧改革对实体商业的影响及应对举措”的话题进行了一场高端对话。看几位大咖如何既能宏观，又能微观解读中央发布的供给侧改革。
多角度宏观解读中央为何要出台供给侧改革
朱伟：中央为什么要出台供给侧改革，它的目的是什么?
王填：习主席说目前我国经济遇到的挑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周期性过去之后会弹回来。但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意味着我们绕不过去也等不来，所以我们要在供给侧做改革。对于流通行业，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怎样降低成本。我认为供给侧的背景就是对流通行业来说怎么样让我们获得更低的经营成本，让我们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王培桓：如果从供给侧角度来讲，一个是成本，一个是商品。如果从成本来讲，生产性预测那是工厂来讲，我们讲消费方面的供给侧。据生产程度预测，从原材料到产品出来成本比世界是高的，从流通行业来讲，从产品的出厂到消费的最后也是比较高的，这个高度是两个问题造成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企业造成的。
从商品的概念来讲，过去的理论基础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生产主导型的。后期仍然是这种指导理论基础。过去的价格制定也是生产主导型造成的，是用产品的生产成本的价值来制定价格。其实还是应该用消费者的价值体现来实现价值。
我对企业还有一个要求，不要把年轻人消费当做我的消费，应该做得是全家人的消费。如果我们做有规模有计划，赶不上年轻人的潮流的话，就把家庭垄断住了，不过每个企业有自己的特点.
李维龙：我觉得供给侧对我们民营企业不存在，它应该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和特别大的企业。从零售业来讲，我赞成名创优品(叶国富)说的，产品是我们过去很大缺的。他解决了中国最难的产品贵的问题。中国人的观念从来没有很好稳定，都是比较复杂的消费是畸形的。所以供给侧让我理解，就是中国人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的思维开始回到正常。每个人消费每个阶层，才能把我们每个商场为哪个阶层服务好。
李燕川：我们现在虽然在推进农超对接，但是真正农超对接商品占多大比重，这些企业能够真的控制市场有多少，所以现在信息不对称是很大的问题。从经济上来说，不管是什么词，作为零售企业来说就一个核心，产品和顾客。不了解顾客的需求，进来这些商品卖不出去，或者不是你目标客户所需要的，那这个企业是没有生存意义的。
崔轶雄：对于超市来讲，供给对我们来讲就是找到好的商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是消费者的需求一直是在改变的。如果跟不上这个变化，超市早就要关门了。至于怎么变，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先是缩短供应链降低成本，然后让超市变得有发言权。
李海燕：宝获利作为真正的生产厂，是克制化，按订单生产。一个是基于以往工厂整体产能有限。我们从POS各个形态，移动也好，固定也好做出不同的改变，不会因为互联网而没有机会。中国市场包括POS行业和其他同类行业，都在无休止的打价格战。希望把自己的成本降到最低，接踵而来的是牺牲品质，换来得是廉价。我认为这个阶段从宏观的角度就做克制化，做好的产品。坚持下来就会有人认可你。
钱中华：我觉得作为电商和商业零售行业，同时投资者这样一个标签，供给侧改革肯定有官方的解释。通俗的讲什么叫供给侧改革呢?就是把公司的盈利分给股东，让公司股东选择投资什么股票，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我觉得凡是出于民生环保这些国家政府基本职责的政策是好的，比如反对污染，保一方山水这是好的。
该如何开展具体工作应对市场、供给侧改革以及消费者的变化
李燕川：超市发从去年开始把市场细分，154家店铺划分为五个类型的店铺。综合超市，满足大众稍微便宜一点的需求。食品超市，就是以生鲜日配食品为主，占80%，20%杂品。生活超市，是为知识分子服务的。生鲜超市，果菜生鲜散卖，满足大爷大妈的心理需求。社区超市，满足老百姓就近方便所以把市场细分化。随着顾客的变化，自身也得变化。顾客是第一，先研究好目标顾客，再研究目标顾客所需商品。在筛选杂品的时候要做的透彻一些。
李维龙：任何一个企业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决定的，我觉得零售业在北方来讲是难干的行业，是好干的行业。以后的发展我觉得就是两点，第一是便利，实际上是卖产品。第二是卖环境。购物中心实际上是卖功能，我们企业也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实际做购物中心和做百货一样，要做成生活中心，最终还是要卖货挣钱。生活中心就是把运动馆加进去，文化中心加进去，把宠物乐园小型动物园加进去，孩子也会来，再把商务休闲加进去。
王填：其实都是做区域多业态策略，做一些跨区域连锁。把一个市场做透，各个业态都做。大到几十万方购物中心，中到三五万的社区邻里中心，到大卖场，到超市，到便利店，然后电商全球购。消费升级怎么做，这是今年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一个业态就能满足所有消费者需求的顶峰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消费者在快速的分化，仅有价廉物美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想怎么样满足中高阶级。
王培桓：过去是生产主导型，现在转向消费主导型，这对我们经营方式上要有所改变。过去更多是供应商推，现在要转向消费者拉。过去更多是关心我们的销售，现在我们更多关心消费者的转变。过去可能更多关心自己的利润，现在可能要更多关注顾客价值的转变。过去更多关注的是知名度，现在可能更多关注美誉度，这些都是新的要求转变。只有关心了消费者，消费者才能去喜欢你的店，才能去更好的照顾你的销售。第二要关心资产效率，另外要关心劳动效率。
李海燕：我们作为服务商，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想怎样服务好零售企业。做到全球领先，我觉得就是坚持。
崔轶雄：一个是全渠道。现在互联网技术非常成熟，我们把线上线下融合，从超市客人来到送出去融合起来，他既可以来，也可以在家里拿到东西。还有一个是全产业链，我们把消费者关心的敏感产品衍生到产业链的终端一起参与建设这些商品，有了这些商品之后，我相信也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钱中华：投资者怎么看零售行业的机会?第一点，电商行业，O2O行业对于线下实体行业的冲击慢慢减缓。过去那种靠优惠促销，靠发券推动消费者进入网络销售，冲击实体店的压力随着资本的退潮。第二点，过去看一个行业有没有机会首先得反思自己有没有问题?解决方案若能放大就是机会。再者，这个货是不是跟消费者很匹配?消费升级以后新的业态能否及时的引入?年轻人消费群体需求可能会变，但是也会沉淀下来一些成为未来的传统，所以这些也要容纳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