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大量学生向城镇集中，另一方面是村民要求恢复农村教学点”，甘肃陇南乡村教育出现的这种“苦乐不均”，其实也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普遍存在的现象。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流动，城市人口过密和乡村人口过疏问题日益突出。与之相对应，县镇、城市大班、大校与乡村小班、小校的两极化现象越发明显，农村教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困境：村小和教学点人数越来越少、乡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配置越来越难、优秀教师越来越不愿意去乡村任教。
面对这种情况，农村学校到底应当怎么办？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在学界和政界，曾出现了诸如“消灭农村教育，让农村孩子全部进城，享受与城市儿童一样的高质量教育”之类的声音。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农村教育的战略价值，更不能以城镇化为幌子变相剥夺农村教育。那种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消灭农村、取消农村教育的观念是不切实际的。
正因为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支持乡村两级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设”，“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扩大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落实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等等。
从表面上看，城镇化是解决城市问题，但实质上是解决“三农”问题，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不可分割。从长远看，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亿至1.5亿劳动力。但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1.5亿人绝对不可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必须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化农民。
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做基础，没有农民的职业化，农业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高质量的农村教育作保障，即使有职业化农民，也会因子女教育问题而迫使他们离开农村。发展好现代的农村基础教育，不仅有助于留住一批有能力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还有助于加强新农村建设，让农民在农村就地过上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更有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将多诱导6％至7％的农民迁出农业，按照净效应，它将把农业工资提高5％。农村教育是农民、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
现在的农村，无论在基础设施条件还是公共服务水平方面，与城市相比都是全面落后的，不具有现代的宜居特点。如果城乡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不发生改变，就会继续引发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聚集，从而导致交通拥堵、贫穷集聚、环境破坏、社会失序等“城市病”。
就教育而言，大量学龄人口向城市涌入，也会对城市提出征土地、建学校、雇教师、投资金等一系列刚性需求。建设好农村学校、发展好农村教育，有助于引导农村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这既可以缓解大城市的资源承载压力，还可以减少城镇的资源闲置浪费，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城乡差别对待的二元化思想是一种“重城轻乡”的城市中心主义教育发展观和价值观。这种观念亟待纠偏，因为这违背了伦理上和法律上的正当性，违反了公民平等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背离了公正、和谐的现代教育价值理念。
值得指出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发展，不是让城乡一样发展，而是要扎根于农村本土、着眼于城镇化发展实际，凸显农村教育的本土特色，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实现农村教育的本土化发展。
总之，发展农村教育，全面提升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不仅对农村社会发展有利，而且对城市社会发展同样有利，这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需要。在人口可以跨城乡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发展农村教育与发展城市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者系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