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希芬坐了一天的汽车,12日上午从广东回到了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她说:“打死我都要回来看看娃娃。”
但对一年多没有孩子任何音讯的任希芬来说,再见即是永别。她的4个孩子,9日晚在家中服农药中毒死亡。
“她几乎一天都在哭。”陪伴任希芬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2日晚,情绪略微稳定的任希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001年,18岁的任希芬与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村民张方其结婚。当年,他们的大儿子小刚(化名)出生,随后几年,夫妻俩的3个女儿相继出生。
好好读书,是任希芬对孩子们最大的期望。“我没有文化,连名字都不会写。我想他们把书读好,不要像我一样,过的生活那么辛苦。”她说,为了鼓励孩子读书,她将考试成绩分为80分以上,90分以上和100分3个等级,给予不等金额的零花钱奖励。
小刚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任希芬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他小时候很可爱,大家都喜欢他”。任希芬说,每天看着他笑嘻嘻地拿作业来做,做完后才去玩,这个时候自己最高兴了,“娃娃读书的样子最乖”。
在茨竹村,很多孩子早早地承担了家庭责任,小刚也不例外。放学回家,小刚会淘米煮饭,照看好3个妹妹。平时只要有时间,小刚都会跟着妈妈下地干农活,“家里随便什么活,叫到他都会去做。但只要他在读书,我就什么都不让他干”。
婚后几年,任希芬和张方其的感情出现裂痕,经常会为家庭纠纷产生激烈的争执,对此,任希芬强调是“被打”而不是“打架”。为此,任希芬离家出走。
她说,因为害怕回家被打,“走的时候都没敢去看娃娃”。到广东揭阳打工后几天,任希芬给张方其打了个电话,张方其叫她“回家来离婚”。4个孩子也轮流和她说了话,她说:“你们要乖乖的,我过年要是能回来就来看你们。”
从此,任希芬再没有孩子的消息,一直以为张方其在家带着孩子,“张方其的电话打不通了,开始是关机,后来就是暂停服务”。她在揭阳的五金厂、玩具厂打工,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但从没有给孩子汇过钱,“找不到熟人可以带钱给娃娃,自己要生活,要租房子,治病也花了一些钱”。
“害怕被打”,是任希芬对自己不与家人联系的解释。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一睡觉就梦见张方其拿木棍来打我,眼前随时有这样的影子”,自己很想回去看看孩子,但是害怕被打就从没敢去。同样,她眼前也经常会出现4个孩子的样子,担心孩子在家没吃没喝,“经常想着想着就哭,在外面没有过过一天踏实的生活”。
4个小孩服农药死亡消息在网上曝光后,任希芬的老乡读给她听,她才知道家里出事了。“我心里很难过,我要回家去看看。”她说。
当地政府千方百计联系到任希芬,并在她坐大巴回贵州的中途将她接住,快马加鞭送她回到毕节。她说:“孩子生前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次无论怎样,冒着生命危险我都要回家来看一眼。”
任希芬说,如果能再有一次机会,拼了命也要把孩子安顿好,“愿我家的悲剧不要再发生,父母如果在身边照顾娃娃,好好开导他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