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被城乡二元结构困扰得痛苦不堪的监护人，该怎样真正地承担起这样一个简单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应该创造怎样的条件，以使监护人更好地负担这样的责任？
近日，甘肃天水市秦州公安分局摧毁了一个卖淫团伙，解救出10名被强迫卖淫的未成年少女。这些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大多来自秦州区周边农村，父母在外打工，疏于管教，于是辍学在家。这些女孩对所受的“伤害”十分麻木，认为无所谓，只是想着别让家里人知道就行。
秦州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五中队教导员李明辉称，“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发现，这些女孩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令人十分痛心，值得全社会深思”。痛心以及深思这样的体认，无疑是正确而明智的，但冀望十三四岁的孩子在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方面不再淡薄，却无异于痴人说梦。14周岁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幼女”的上限，14周岁以下为无刑事责任年龄。此时所说的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应该更多地与负有监护之责的成年人相关。
情形正如许多年以前，一个名叫贝尔的人所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是一个从各个维度“面向未来”的社会，政府必须为未来增长谋划，公司必须为未来需求打算，个人必须考虑职业规划。社会不再以自生的方式发展，而是被特殊目标所驱动。贝尔在一本再版于1978年的书中这样说，并且他还说，现在最大的压力被转嫁给年轻人，小小年纪就要被迫做出坚定选择，在学校要考个好分数，将来进一所好大学，选择一个好职业。在所有阶段，他都被评估，而且，这种成绩评估成了他一生要携带的身份证。新的压力由是而生，我们已经不再因受到诱惑而逃离家园，而是自此不被允许固守家园。以自生的方式发展着的社会，已经结束了。
具体到此事所处的社会背景，我们发现，这些被坏人操控的十三四岁的孩子，似乎处于一种社会真空状态。以前，家庭及其环境是与孩子的成长单一而直接相关的因素，社会层面的事件与规则，常常与孩子无关，或距离较远。那时，就算一个叛逆的孩子，要离家出走，也有可能因为来自家庭与社会的重重阻力而作罢。那时，学校与家庭的心理距离也非常近，二者一结合，孩子就在保护网之内了。社会虽不再以自生的方式运作，但是依然为自生的方式留有余地。
后来，先是学校因其专业功能日益增强，而与家庭的距离越来越大，继之以留守儿童的出现，导致家庭呵护儿童这一格局破裂。这些孩子自发地走向社会，实有促成其事的现实条件。于学校而言，责任当然是存在的，不让一名学生辍学，那是承诺；社区以及村委会之类机构当然也有责任，辖区有孩子走失，失察即是失职。但是，这些可以追究的责任往往具有虚无与飘浮的特征，尤其是在出现极端情况的时候，若有若无，可有可无。与此相关，志愿者的工作，当然亦只能是单纯的辅助。
进入这样一种清晰而理性的状态，我们方可接着探讨法律，探讨道德，探讨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也就是说，这件事并不简单，因为，去除法律层面的内容之后，依附于令监护人负起责任这一极其简单要求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这些被城乡二元结构困扰得痛苦不堪的监护人，该怎样真正地承担起这样一个简单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应该创造怎样的条件，以使监护人更好地负担这样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