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年，我一共准备了60件建议、4件议案。这64件议案建议，多跟教育医疗有关。我是个特别容易激动的人，这些议案建议都是我提出来的。
“凭什么公办教师有养老保险，民办学校的教师没有。说好的一视同仁呢？”《民办教育促进法》三次审议通过前夕的意见征求会上，涉及民办教职工的养老保险，我按捺不住，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这几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从二审到三审，光是听证会，意见征询、修改会，我就参加了七八次，每次都是争得脸红脖子粗。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我发现，并没有民办学校教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等内容。而在2017年通过三次审议稿中，我终于看到，修改的条目中多了一条“国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规定为教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
2013年全国两会，我就提出建议，实行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此后，又有多项建议涉及此问题。让我感到宽慰的是，在三审稿中，有关民办学校资质、与公办享受同等税收政策、生均财政拨款、土地供给等都吸纳了我的建议。
如今，《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刚落槌，我又提出：“修改后的民促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按照规定，现有民办学校选择登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财务清算规则由省级政府制定。可是据我所知，现在清算规则各省还迟迟没有动静，大限将至，没有规则，各民办学校怎么动？”
5年的代表任期，我要做的就是为民办教育减负呼吁。
我在农村待过，做过基层公务员，目睹了农村严重缺医少药的现象，当时我就想在改善农村老百姓看病难方面做一些实事。
1989年，我从一家电子生产企业辞职，决定创业。不过我不想办企业，而是按父亲的遗愿办了一所医学院。我募集了一些资金，在衡阳买了一块地，建立起长沙医学院的前身——湘南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私人买地建学校，当时在全国几乎没有先例，检察院还介入过，后来请示国家有关部门，得到的反馈是，私人可以买土地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和举办红十字会等公益活动。2001年，学校搬至长沙，4年后发展成为中国第一所民办本科医学院。
价格管制、无法享受国家生均拨款……随后的十几年，我一直在为卸下民办教育肩上的枷锁鼓与呼。我建议，放权的步子再大一点。（本报记者刘博智赵秀红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