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弹琴感刺客【1】
南宋爱国将领岳飞，善书法，也精琴棋。每当他心中烦闷的时候，总要弹奏古琴，以抒发心中的忧愤。公元1141年，岳飞抗击金兵，连连取胜，兵进至朱仙镇，岳家军将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决心打到金兀术的老窝。
这天，岳飞正和部将们计议出兵的事，南宋的投降派丞相秦桧促使宋高宗一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召岳飞火速回京。他要把岳飞骗回京城加以杀害。
岳飞离京城临安不远了，突然对面来了几个校尉拦住岳飞说：“圣上有旨，命你在城外安歇，没有圣旨，不得进城。”
这天晚上，岳飞就住一座寺院里。想着胜利指日可待却不得不放弃大好战机，心中实在郁闷，夜不能寐，在院内踱步，望着满天星斗，连连摇头叹息。回到屋里，岳飞见墙上挂有古琴一张，伸手摘下来，定了定音，伏案弹奏起来。
秦桧杀害岳飞计划的第一招是行刺。秦桧让人从监狱里提出一个身强力壮的死囚，告诉他去城外刺杀一个奸细，事成之后，不仅可赦死罪，还有嘉赏。
这个犯人听说是刺杀奸细，又可免死得赏，高高兴兴地出了城。秦桧的阴谋是：叫死囚行事，免他死罪，他必然卖命去干；待岳飞一死，再把他抓起来灭口，神不知，鬼不觉，万无一失。秦桧一想到这，心里就美滋滋的，静等刺客的回音。
刺客来到那寺庙院内，藏在一棵老槐树后面。他听见岳飞在屋里叹气，就蹑手蹑脚来到了窗下，在岳飞转身摘古琴时，立刻闪身进了屋内，躲在屏风后面，提着气，踮着脚，向前移了几步，正要行刺，这时琴声响了，刺客马上把刀缩了回去。
岳飞手中的牛角琴拨，在琴弦上弹拨，琴声飞扬，或柔或刚，或紧或慢，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高亢时，像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拼杀金兵；低沉时，像是感叹壮志未酬，忧国忧民……
刺客心想：“这是谁呢？如果是金人奸细，怎么能弹出这样好的琴呢？”他用一只眼睛从屏风的细缝中偷看：弹琴的人一身朝服，脸色白润，分明是中原人呀！
“管他是谁，趁他一心一意弹琴之机，我一刀结果了他！”刺客心一横，刚要下手，只听琴声突然停住了。刺客浑身的肉紧缩了一下，差一点把手里的刀落在地下。这时，只听岳飞长叹一声：“唉！何时收复旧山河啊！”琴声又陡然响起。刺客听了听，咦？这曲调为什么这样熟悉呢？这不是我爹谱作的《送军行》吗？
原来，这个刺客是郾城人，父亲是个有名的弹琴艺人，能作曲弹琴，在民间卖艺糊口。那年，金兵占了郾城。金兀术设宴庆功，把他父亲抓去弹琴助兴，他父亲不弹不奏，怒目而立，还在金兀术面前把琴弦全拨断了。金兀术气急败坏，命人把老人家打得遍体鳞伤，关在营中。岳飞到了郾城，打跑了金兵，救出了老艺人。老人家一高兴，就谱写了这首《送军行》的琴曲，到处弹奏，赞扬岳家军抗金。一天，岳元帅亲自来到家里，和老艺人一见如故。岳元帅请老艺人教他弹《送军行》……
刺客想着想着就落泪了。他的心被琴声卷走了，随着琴声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慷慨，忘了自己是来行刺的。“嘣”的一声，琴弦断了，岳飞默默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岳飞抗金大志未酬，何以报答父老乡亲！”刺客听到“岳飞”二字，钢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头“轰”的一下胀得斗大，一下子从屏风后面钻出来，叫了声：“岳元帅！”扑通跪倒在地，泪水哗地流了下来，涕泣着说：“岳元帅，我对不起您。”
岳飞被他吓了一跳，看着前面跪倒的人，便问：“你是谁？”刺客把行刺的事细说了出来。岳飞怒火冲天，双眉倒竖，大骂秦桧卖国投敌。他把刺客拉起来，安慰了一番，赠送了他一些银两，让他逃走。
秦桧想暗杀岳飞的阴谋就这样在岳飞的一曲琴声中破灭了。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2】
接到乔羽先生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子女，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先生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先生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先生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子女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文革”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先生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子女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子女，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子女，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子女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子女挤羊奶喝，这才把子女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子女，给子女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先生家。
乔羽先生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文革”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先生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子女》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先生，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先生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先生给他抄一遍。
乔羽先生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先生，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子女，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先生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子女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先生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先生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先生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先生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先生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子女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先生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先生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先生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子女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先生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子女，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先生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子女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子女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曹操烧信【3】
东汉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展开激战。两军实力相差悬殊，袁军数倍于曹军，曹操部将大多认为袁军不可战胜。但曹操最终以少胜多，大败袁军。袁绍弃军逃跑，全部的辎重物资、图册兵藏被曹军缴获。
在清点战利品时，曹操的一名心腹发现了许多书信。这名心腹拆开其中一封，看了几眼，立刻脸色大变。他把所有书信收齐封好，然后抱着信件去向曹操汇报：“主公，这些都是袁绍与人来往的密函！”曹操接过信件，拆开看过几封后，对心腹说：“你去把这些信都烧了吧。”“烧掉？主公，您不该照着书信把这些叛徒全部抓起来吗？”心腹惊疑道。曹操摇摇头：“当初，袁绍兵力远胜于我，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能自保，更何况是他们。与袁绍勾结只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啊。”
原来，这些信件都是在许都的官员和曹操军中的部将写给袁绍的，其中不乏示好投诚之语。曹操命人当众把信件全部焚烧。那些私通袁绍的部将，原本惊慌不定，见曹操此举，惭愧不已，同时也愈加感激，军中士气更盛。
曹操趁势进击，冀州各郡纷纷献城投降。曹操实力大为增强，为此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汤显祖先生谜讽狂士【4】
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先生十二岁就有了功名，少年时便名冠一时，很受当地人们的尊重。
有一天，镇上一位老绅士病故，丧主特派家人去请少年汤显祖先生写祭文。可偏偏另一个村子里有位老农做寿，其子女也来请他去写寿联。显祖一想，按理说，死者为大；可按情论，死者停灵多日，一篇祭文只要在出殡前写毕就可，而做寿却只能在当天宴宾客时使用，何况眼下寿星家生活艰难，拿不出什么润笔费，我小小年纪，不可势利。就回答那家丧主，他迟一天到，肯定误不了事的。说完，汤显祖先生先去了寿星家把寿联写完，这才连夜往镇上赶。
再说镇上那家，因为家产富有，来吊唁的亲朋众多。其中一位远亲狂生，自恃有些文才，听说要等个什么汤显祖先生来写祭文，不由冷笑道：“一篇祭文，区区小事，拿什么架子。”他吩咐仆人笔墨伺候，铺开宣纸，洋洋洒洒，直写到次日天明。
正自鸣得意呢，汤显祖先生来了。狂生没料到这么小的子女也敢舞文弄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地好事的就怂恿汤显祖先生也写一篇。汤一看狂生的文章，都是些陈词滥调，矫揉造作，全无真意，心中很不以为然。也是年轻气盛，便不客气，只见他略一思索，拿起笔来，几乎是一气呵成，惊得众人一片叫好！那狂生见了，自知技不如人，只好甘拜下风。
狂生拿起自己熬了一夜心血写成的东西，请汤显祖先生评点。满以为汤多少会夸赞几句，也多少挽回些面子。哪知道汤显祖先生只是在结尾空白处写了一句曲词：“他去也，怎把心儿放。”狂生起先以为汤显祖先生是补充去世人心态的，好在他不算太笨，细一琢磨，才悟出原来人家写的是一字谜，这一字就是对他文章的评价，那脸刷地就红了，心想，幸亏没求人家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