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后 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12月19日、20日，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学者阵容豪华——海内外50余位人口学者到会，其中包括多位人口学界的领军人物。
人口学者们共同探讨了多个问题，包括人口研究历程的回顾、生育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思考、人口与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人口老龄化等。
其中讨论和争论的焦点聚于一个核心问题：在加速老龄化叠加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常态下，生育政策下一步如何调整才能更有利于国家和个人利益。
尽管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全一致，各位学者在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水平、全国独生子女准确数量、全面放开二孩后引起出生堆积的具体数量上尚有不同看法，但总的来说已经形成重要的共识。
共识包括了中国人口已经进入生育率长期走低和老龄化加速的人口新常态，生育政策必须应时而动，做出迅速及符合实际的调整;生育政策调整宜早不宜迟，越迟将会付出更高的成本;全面放开二孩并不会引起此前担忧的巨大出生堆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将会大大低于此前预期。
单独二孩遇冷是一剂清醒剂
黄文政:单独二孩申请的数量在持续下降。现在从最开始的每天接近4000例下降到大概每天2400例了。以前有一种说法是到了第二年人数会增加，这个判断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有省份都满一年以后，我们大概估算一下总申请数不到90万。实际出生的人数会远远低于这些，因为有些人会因为各种情况最后没有生。
这样我们根据全国的情况作了估测，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就是60万左右，明年可能会低于50万，所以第二年、第三年会反弹这个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马小红：从北京的个案看，申请数量远远低于预期。原来的预增量是5.3万，现在看来可能只有3.3万。到九月底，北京申请二孩的2.8万对，占单独一孩家庭的6.3%。这种遇冷不是北京的特殊现象，全国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育龄群众低生育意愿的真实反映，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因。即使此后两三年出现生育堆积，也会在很短时间内释放完毕。北京已与发达国家趋同，生育率会长期低于超低生育水平(编者注：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并难以回升，出现低生育率陷阱现象。
顾宝昌：单独二孩政策启动以后，大家知道到现在申报的很少，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当时启动的时候是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但是没想到各地的反应很小。这次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可以说是一剂清醒剂。
当我们忧心忡忡地怕反弹的时候，社会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忧虑。最明显的表现是生育面的极端变化，特别是年轻人对生育的冷漠。现实表明低生育率下群众的生育意愿确实是低。这让很多人开始警醒，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问题认识的思想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崩溃，而且我相信它会进一步发酵。
陈永华：单独二孩遇冷是一个现实，其实不是遇冷而是必然，不是意料之外，而是情理之中。因为现在总体的生育率已经非常低，群众的生育意愿也非常低了。总体来说，对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进做一个反思，有八个字：谨慎有余、行动不足。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可以看到，联合国包括各方人口机构的预测，预测数总是大于实际数。这可能不是一个预测的误差，也不是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认识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认识落后于时代，我们总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变迁、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视而不见。
生育政策下一步：
尽快推行全面
放开二孩?
李树茁：为积极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巨大挑战，我认为应尽快推行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孩的时机宜早不宜晚，建议在“十三五”初期起实施。
鉴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出生人口高峰问题，可考虑采取分年龄或分区域逐步放开的措施，以避免生育高峰过于集中。
乔晓春：考虑到目前提交申请二孩的人比较少，我们应该加快放开全面二孩的时间，不能太迟。最晚在的下半年，不能等到了人都不想生了才放开，从长远看这将是一个悲剧。
陈永华：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我们可能要加快了。基于现实的可能，决策者可接受的程度，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走分步调整的方案，但是这种方案可能不是最优的，但一定是决策者所能接受的。我的观点是从计划生育到家庭计划过渡，单独二孩期是两年寿命，到到2019年可能就是全面二孩期。
出生堆积并不大也并不可怕
王广州：如果全面放开二孩，我测算的结果是每年出生总人口差不多在2100万左右。超过2800万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单独二孩政策实行后有一些生育意愿已经释放出来了。
翟振武：全面放开二孩到底会有多大的累计出生数目，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个是到底在什么时间点放开，不同的时间点数目会有很大的差距。其次是生育率，就是有多少符合政策的人口会生育。
如果你按照60%或者50%或者40%来计算，差距就会非常大。我以前测算的是在2011年放开二孩，按照60%的生育率，可能累计出生数目会有八九千万左右。但是如果按照30%计算，就只有三四千万了。当然我也是赞成全面放开二孩的，只是时间点选在什么时候合适，需要考虑。
乔晓春：我不认同翟老师测算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影响着对全面二孩政策所带来的人口学后果的判断，甚至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他的计算基数过高，并且生育率算成70%，比实际高太多了。
根据我的计算，单独二孩之后再放开全面二孩，新增出生人口总量不会超过每年2000万，峰值年份出生人口总量不会超过2200万，峰值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过2.2。
梁中堂：翟教授的测算非常不准确。他使用的基本数据是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所谓“独生子女数”和国家卫计委下属人发中心的“单独二孩”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
社会现实中没有“人口堆积”的道理，这是我1985年在翼城县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二胎生育试点中弄明白的。
2005年前后，上海市等一些地方允许“双独户”生二孩，也曾预计会有“生育堆积”带来的生育高峰，结果并没有发生。老百姓早都已经不愿意生孩子了，有些人却还是在那里害怕出现生育高峰，以为我国还有高生育的时代，那就等着吧。
黄文政：完全放开生育限制，每年出生人口也不会超过2400万的，有可能2200万都不到。实际上在大部分国家，出生人口增加是对社会的一个福祉。
事实上，从学生人数来说，不仅是农村在减少，城市也在减少。从1978年到去年，北京的小学学生人数每一年都在减少，所以我觉得用这个生育堆积，作为不放开生育限制的理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彭希哲：政策调整本来的意图就是希望出生人口多一些嘛。如果有一点出生堆积，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出生堆积是正常的。需要解决的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调整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均衡，这个是另外的话题。实际上，政策调整越往后面推，政策的成本越高，政策越复杂，成本越高。
陈友华：生育政策调整中出现的出生堆积，应被视作大海在退潮中的回潮。回潮总比没有回潮好，虽然不能改变退潮的大局，但是它可以延缓退潮的速度。所以出生堆积，我们想说的是，日本战后出现补偿性生育，形成了团块人口效应，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创造了人口条件。
对中国来说，调整生育政策后出现的出生堆积也可能为中国下一波经济增长创造了人口条件。
今非昔比，中国支撑出生堆积的能力大大增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支撑能力远非20世纪60~80年代可比。但为什么我们总是怀疑中国自身的支撑能力?
郭志刚：以前一直认为放松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必然上升，这是一个弹簧理论。认为我们的生育率降低是政策压的。政策放松了，生育率就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它真的是一个弹簧吗?政策放松后还能返回去吗?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认识和顺应人口格局新常态
顾宝昌：最近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想这个也适用于我们人口研究。概括来说，目前中国人口的新常态有四个特点，一是生育率长期走低，二是老龄化日趋严重，三是城市化不断上升，四是流动性趋于频繁。在这个新常态之下，我们人口学者必须用全新的思路来开展全新的人口研究。
现在人口生育负增长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1980年9月中央公开信中明确指出：“到三十年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一孩政策早就应该终结了。一孩政策，应该说是一个应急政策，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现在的生育水平虽然大家还有争议，但是实际上已经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如果这样的低生育率不改变，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一半人口在45岁以上，年轻劳动力将持久性大幅下降一半多，只有一孩的60岁老年夫妇将超过50%。
汶川地震已经惨痛地表明了独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调最严重也最久的国家。这些都将在不远的未来给我们带来严峻的挑战。
王丰：在中国生育率的实际水平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上，官方和学界一直有分歧，而且分歧很大。根据不同数据做出的测算，中国的实际生育率水平都在非常低的水平上。
这样下去，中国在20年内会从五个劳动年龄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下降到两个养一个，在金砖国家中最低。人口负增长惯性会在长期显著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如何推动人口的研究，如何能够为正确决策提供科学的学术支持，我们人口学者负有责任和使命。
郭志刚：中国人口发展的形势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这个是政府决策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判断标准。比如说现在我们调整生育政策，应该是慎重积极还是积极慎重呢?哪个排在前面会导致不同的做法。
我们要认真对待中国进入了低生育率水平的时期，这是新常态。这导致我们判断很多问题的价值立场、视角原则都变了。以前是担心生育率的反弹，特别怕政策调整后会产生大的出生堆积，实际上大家都看到结果了，都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根本没来。但是同时老龄化却在加速，这个加速其实是比我们想的要早，比我们的预期要快。
另外一个问题，少出生人口数是成绩还是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争议的。是不是出生数减少得越多，计划程度越大，就越成功呢?如果考虑到我们进入低生育率这么长的时期了，那少生数就不是成绩，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提出稳定适度低生育率，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生育率水平是适度呢?人口需要长期均衡发展，到底怎样才算是均衡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讨论。
陈友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层次化、性别失衡等一系列人口问题困扰的新常态。中国社会变化之快是超乎想象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对中国人生育的问题认识，还停留在老一辈社会学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之上，对今天的急剧变化的社会变迁，我们总是认识不足，我们总是怀疑。
梁中堂：毛泽东曾经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这话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人口问题的研究，对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其实需要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真实最简单的问题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其实生育很简单，就是一个老百姓的权利。
我们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认真思考和研究计划生育史，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信息，来指导我们将来的生育政策决策和人口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