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看来，我国脱贫攻坚形势严峻，中西部一些省份贫困人口规模仍然较大，而且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数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减贫难度大，脱贫成本高。扶贫开发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在贫困县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如何进行?未来5年的脱贫工作以怎样的节奏安排?全国两会期间，刘永富就这些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整合资金，解决贫困地区、脱贫工作最需要办的事情
《中国经济周刊》：不少地方希望通过对现有各个部门及社会上的扶贫资金进行整合，来重点解决扶贫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各部门之间的组织协调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在实践中，国家审计署推动其对口扶贫的贵州省丹寨县扶贫资金整合，成为贵州省推动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改革试点县。整合扶贫资金，会成为大趋势吗?
刘永富：整合资金这个事情，中央已经定了，现在正在研究具体办法。丹寨县的试点，是刘家义审计长亲自在抓。但最根本的还是从国家层面把顶层设计做出来。
以前一些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直接到村到户到群众。实际上，我们国家非常重视三农，很多涉农资金也到了基层，但这个资金就是各做各的，“撒胡椒面”“大水漫灌”，没有集中起来使用，“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谁的事儿也办不好，“雨过地皮湿”。这批资金总量是专项扶贫资金的10倍左右，数字比较大，下一步要把这批资金用好。不过，这批资金有些可能还不能整合，比如江、湖治理等一些国家重点项目。但至少有一半是可以整合的，也就是说，大于专项扶贫资金5倍的资金，可以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中国经济周刊》：按照现行政策，扶贫资金是按照行业、条线，从各个部门划拨下来的，用途有明确规定。有些地方对整合资金有顾虑，怕相关专项没了，也怕得罪该专项上级主管部门，对此您怎么看?
刘永富：现在主要是制定具体办法。这个事情很复杂，无论是各方面的认识，还是真正操作起来的难度。几十年来一直是这么实行的，没有集中使用，过去这批资金在推动三农工作各个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如果现在整合了，以后怎么衔接?总的想法是，解决农村最需要解决的，解决贫困地区、脱贫工作最需要办的事情。
不光各方面的涉农资金，还有社会扶贫资金，县里都可以统筹考虑，把它整合起来。
扶贫任务前三年会多一点，后面是巩固
《中国经济周刊》：“十三五”期间需要脱贫的人口是5575万人，未来5年的脱贫工作将以怎样的节奏安排?
刘永富：任务不会平均分配，应该前三年会多一点，后面是巩固。扶贫会越来越难，扶贫力度会越来越大。
以前扶贫有个规律，随着时间推移，扶贫政策效应会逐步递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00年，打了八期扶贫攻坚战，2001年到2010年实施了第一个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现在正在实施从2011年到2020年第二个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之前，每一次扶贫标准确定以后，第一年脱贫的人数会很多，第二年就会下降，扶贫政策效应会逐步递减。
去年，我们加大了扶贫力度，已经改变了这个规律。2013年减贫1600万人，减贫1200万人，2015年减贫1400万人，突破了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如果加大力度、精准扶贫，是可以改变扶贫工作这个旧有规律的。
从扶贫力量的“老三样”到“新三样”
《中国经济周刊》：“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年前启动，力争用3到5年时间，动员全国1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1万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社会力量的加入，会给扶贫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刘永富：下一步的扶贫工作开展，要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早些年扶贫的主要力量是党政机关定点扶贫、东部地区帮扶西部地区，还有军队武警扶贫，我们叫“老三样”，是党和政府在组织。
现在我们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要把扶贫工作参与面扩大。现在想做慈善、参与扶贫的人士多了，包括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我们把这三种形态叫“新三样”。
从去年开始，我们和全国工商联组织了将近1万家民营企业，和各地的贫困村结对帮扶。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大连万达，到贵州丹寨县包县扶贫。还有恒大集团，到贵州大方县结对帮扶。大方县人说，“大方来了大方人”。
最近，一些电商企业也在联系我们，希望把这种新的业态、营销方式用到贫困地区去，希望参加到扶贫工作中来。
改变中央部委投入不均的局面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提出，今后将改变中央部委、企业投入不均的局面，完善考核方式，把帮扶单位和帮扶成效“拴起来”，实现定点扶贫的精准。改变中央部委投入不均的局面，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刘永富：资金不均避免不了，有的单位钱多一些，有的单位钱少一些。但是力量不均这就不行，必须要重视。现在脱贫攻坚不仅仅是出多少钱的事，关键是思路要对、做的事情要准，要真正用到贫困群众身上，而不是搞大项目，搞到县城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