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如北京，到现在还没有开放本科院校的异地高考；上海虽开放了异地高考，但门槛还很高。这严重影响异地高考的整体效果，以至有舆论称，不全面开放北上广异地高考，异地高考问题就不能说得到全面解决。另一方面，已经全面开放异地高考的省份，也引发本地户籍考生、家长对高考移民的担忧。如何持续推进异地高考政策，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
我国高考录取，实行的是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即各高校是把招生名额分配到各省，各省再实行按户籍报考的制度”。而开放异地高考，则是在原来的按户籍报名框架下，开了一条口子，允许达到条件的随迁子女报名，但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这必然引发本地户籍考生和外来人员的利益冲突，开放的门槛会随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让所有随迁子女自由享有异地高考机会；而另一方面，由于各地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开放异地高考会产生新的不公平问题。
总体看来，我国各地实行的异地高考政策，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只开放高职报考
到目前为止，北京只开放异地高职报考、录取。要求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明，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6年，其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
第二类：异地高考与人才居住证、积分入户挂钩
主要是上海和天津。上海规定持《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人员，子女参加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并具有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1]这意味着只有父母获得人才居住证（达到标准分）的随迁子女才能获得异地高考机会。天津规定居住证持有人通过积分方式取得本市常住户口后，其随迁子女按照本市亲属投靠落户政策取得本市常住户口的可在当地高考。
第三类：父母居住证+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社保+连续学籍
主要包括广东、贵州、新疆、海南等地。不同的是，对居住证和社保、学籍的年限各有不同，有的要求连续3年，有的要求连续6年。比如，海南要求6年学籍、6年居住、6年社保。
第四类：户籍+学籍
主要包括青海、云南。青海要求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及考生本人户口迁入满五周年（高考前）；家长在青从事工商经营注册手续满五周年；考生就读高中满三年并从高中一年级起参加了青海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云南规定可在云南省无障碍参加高考及录取的主要条件：一是考生户籍和父（母）亲的户籍都在云南，本人具有在云南高中三年学籍且就读时间满三年。二是考生户籍在云南，本人具有在云南初中、高中六年学籍，考生父（母）亲户籍不在云南但在云南具有六年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和社保缴费记录。
第五类：父母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居所+连续三年高中学籍
主要包括辽宁、江苏、河南、湖北、重庆、吉林、四川、陕西、广西等地。
第六类：完整高中学籍
主要包括安徽、福建、浙江、山东、甘肃等地。只要求有三年完整高中学籍，不对父母提出要求。
第七类：一年高中学籍
江西的异地高考开放门槛最 低，只要求有一年高中学籍。
影响异地高考开放门槛的因素
我国各地的异地高考政策，与当地的教育资源、人口流入、高考竞争等因素有关。各地的异地高考政策，主要根据当地教育资源、人口流入和高考竞争因素，采用相应的户籍、学籍、居住证、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居所、社保限制条件。在入户相对容易的地区，开放异地高考提出户籍和户籍年限的要求；在教育质量较为薄弱的地区，提出更长的学籍年限要求，不但包括三年高中学籍，还要求有初中学籍，在当地参加中考；在高考竞争比较激烈、基础教育质量较高的地区，开放异地高考的压力相对小，门槛也比较低；而在高考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基础教育质量也较高的地区，开放异地高考的压力很大，因此设置的门槛极高。
目前，我国开放异地高考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首先，异地高考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却没有全面开放，或者开放门槛较高。
在我国讨论开放异地高考问题时，有关部门就指出，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是我国开放异地高考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因为北京、上海流入人口多，同时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如果开放异地高考，必定会导致更多人涌入北京、上海，使其成为“教育洼地”。广东虽然高等教育资源并不丰富，高考竞争也很激烈，但由于流入人口多，开放异地高考，会让当地的高考竞争更加激烈。在具体推进异地高考时，这三地的门槛也是相对较高的。
其次，在人口流入较多的地方，开放异地高考的持续性存疑。
拿广东来说，2016年开放异地高考，符合条件的人数就达到9500人，超过2013年12个省开放异地高考时的总人数。这让广东倍感压力，广东考生和家长也担心势必会加剧广东的高考竞争。
客观而言，为2016年开放异地高考，广东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增加高考招生计划做增量改革；同时，2106年广东本地的高考报名人数也下降，因此，给开放异地高考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但是，随着异地高考的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增多，如果开放异地高考对本地户籍考生的高考利益产生十分明显的冲击，异地高考的门槛会不会提高，甚至也提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门槛，以阻止他们在当地参加中考，就很难说了。
事实上，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出现了“以教育控人”的人口控制策略，即以提高随迁子女城市入学门槛的方式，来限制人口流入，这将使随迁子女接受城市义务教育变得更为困难，换句话说，异地高考的门槛前置了。
第三，在我国教育欠发达的西部省区，开放异地高考面临的艰巨任务，主要是打击高考移民。
由于办理入户手续相对容易，因此这些省份提出的是户籍加学籍的双证要求，而且还有户籍和学籍的年限要求。这些省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防止入户之后的学籍空挂，这是高考移民的最 大问题。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办理入户，获得居住证并不难；关键的是怎样确保学生是在当地完成的学业，因此，提出有6年连续初中和高中学籍是必要的。而且，要确保学籍是真实的，而不是弄虚作假。在西部省份出现的高考移民，通常是把户籍迁到这些省份，再找一所学校挂靠学籍，学生本人则继续在原户籍地求学，这就利用了各地的教育质量差异，在发达地区求学，再回不发达地区高考。这要求我国在推进异地高考时，完善对学生的学籍管理，否则，就可能被钻空子。
深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实行自由高考
全面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实际上要解决，第一是基础教育进行素质教育的问题，第二是大学科学选才多元评价的问题，第三是推进高考公平的问题。
当下的社会舆论，特别关注北京何时能开放异地高考，因为如果北京不开放，即使其他省份全面开放，其对教育公平的改善也将大打折扣。而如何开放北京的异地高考，在目前的高考制度框架下，很难找到答案。北京还曾提到“异地借考”的思路，北京在出台的异地高考过渡方案中，提出“随迁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的，可选择在京借考高考。北京市按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经学生户籍所在省同意后为学生提供高考文化课在京借考服务，学生回户籍所在省参加高校招生录取。”其实，异地借考方案根本行不通，即便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北京采用全国卷，学生也难以在北京考试、回户籍所在地录取，因为这就是很多省区要打击的高考移民行为。
要根本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从长远看，必须深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即打破现有的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实行基于全国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具体操作是，实行全国统一高考，考生可在全国任何地区报名参加考试，然后以统一考试成绩去申请大学。大学自主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者可自主申请若干所学校，学校结合学生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以及学生中学求学的地区教育因素等多方指标，综合评价考察学生，自主决定录取，这样，高考就从现在的计划高考，变为自由高考，学生可自由选择报考，也就不存在异地高考。
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是我国高考改革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这一制度本身，就制造高考的地区不公，只要分省计划存在，就会因计划分配的不均，而导致各地高考竞争程度不同，国家希望通过调整高考录取指标来缩小各地的高考录取差距，这从总体录取率看问题不大，但要缩小重点大学在各地的录取率差距，就十分艰难。
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将教招考一体化，制造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也影响地方政府配置基础教育资源。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长期来存在锦标主义资源配置模式，即把优质资源集中到少数学校，以便让这些学校的学生更具升学竞争力，从而导致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只有打破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实行学生自由选择、大学自主招生的新制度，才能扭转基础教育应试教育模式，也才能促进地方政府部门转变教育政绩观。这是提高我国教育质量、扩大教育公平的基础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