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篇演讲稿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醒龙在世界读书日(4月23日)这天在武汉大学所作的关于阅读的一次演讲：一个民族的灵魂力量，希望大家都能爱上阅读，爱上书籍，爱上知识。
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7.8%，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均较2012年有所上升。
调查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仅为13.43分钟，比2012年的15.38分钟减少了1.95分钟;人均每天阅读期刊时长为10.05分钟，比2012年的13.19分钟减少了3.14分钟。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作家刘醒龙在武汉大学“文华讲坛”开坛首讲，从写作者的角度去分享他对文字和阅读的思考。香港文汇报特将刘醒龙老师部分演讲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许认为“朋友”这个词是不靠谱的，是靠不住的，因为朋友是最容易发生背叛的。其实，最不准确的应该是“敌人”这个概念。
前几年，上海市教育界在编写语文课本时，将那篇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删去了，弄出一场很大的风波，但很少有人知道是，比“狼牙山五壮士”早三年零三个月的“陕军八百壮士投河”的壮举。
在武汉市汉口中山公园内至今还有一座受降碑，上面镌刻的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铭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二十一万人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
孙蔚如是西北军领袖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自我流放国外，临行前，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了孙蔚如，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1938年3月，日军牛岛、川岸两个师团，兵临山西风陵渡。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政府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蒋介石批准了孙蔚如的请战要求。1939年6月6日凌晨3时许，日军兵分九路进攻孙蔚如所辖部队主力177师所在的陌南镇，很快就突破的第一道防线。177师只好退守镇内。驰援的38军途中遭到日军的封锁，战至下午4时许，陌南镇失守，177师全体官兵被日军逼到了黄河岸边。面对着日军愈来愈小的包围圈，突然40名机枪手排成一道墙，一声令下，40名机枪手端起机枪杀向敌阵。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177师会杀个回马枪，一时乱了阵脚……177师杀出重围，到中条山腹地休整数日，收拢散兵后再杀回陌南，粉碎日军的扫荡，成为史称“六六战役”中的一段“神话”。
然而，177师杀出黄河滩时，有两支队伍没能跟上，他们是新兵团和工兵营。新兵团有一千多人，都是些十七岁左右的新兵。小战士们在黄河滩上与日军舍命拼杀，在牺牲二百多名弟兄后，八百多人被逼到河岸边一百八十多米高的悬崖上。八百多名年轻的中国士兵站在高高的悬崖上，齐刷刷地跪在悬崖上，向着家乡跪拜之后，一起跳进奔腾的黄河……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于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西楚霸王独自刎颈于乌江，感动了整个中国历史。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感动了几代中国人。然而，黄河边上的八百壮士却少有人知道。
我一直想不通，当下的电视屏幕上，哪来那么多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除了帽子和制服不同，说话时某些名词的不同，其余各个方面，再难找到明显的区分。
二战后期的《波茨坦公告》约定，在亚洲，美国、苏联、中国等战胜国要对日本进行占领。1945年的3月，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就拟定了一个占领日本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户的计划。46年初，经过战胜国之间的协商，决定由中国派一个陆军师去占领日本名古屋。46年的2月份，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军令部，下令调派当时驻扎在云南蒙自的荣誉二师(这是一个缅甸远征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进军名古屋。5月份，当时国内媒体做了大幅度的报道，这个部队从越南的海防上船去往名古屋，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整体改变航向，前往苏北地区，在苏北起岸之后，直接投入到与陈毅统领的新四军的民族内战，短短十几天时间便全军覆灭。
历史很吊诡，想想如果他们当初没有改变航线，而是直奔名古屋，在名古屋驻扎下来，荣誉二师作为当时国民政府军当中的王牌之师，不仅整个建制都可以保留下来，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某种象征，而对中国当代史的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而成的华东野战军，正如“狼牙山五壮士”;而同属国民政府军的177师与荣誉二师，正如“陕军八百壮士”。本来你我同是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慷慨捐躯，一样的英雄，一样的壮士，到头来却“穿越”成两败俱伤的生死对手，这已经够我们这些后来者扼腕叹惜了，如果还要将他们描写成你死我活的“敌人”，这样的写作者，就算不是无耻，最少也是无良和无知。
孟子曰：仁者无敌。这句极为简单的话，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主线。谁敢设想，如此重要的文化思想，如此常用的雅词敬语，竟然没有收入各种辞书。197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第1065页，解释了从“仁爱”到“仁至义尽”等各种与“仁”相关的词语，却缺失了“仁者无敌”。200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对此也没有作任何变更。还有新版《辞海》、老版《辞海》、新版《辞源》、老版《辞源》，同样如此。不要说日常工具书，就是专业的《古汉语辞典》、《四书五经大词典》，一概没有收录。仁者之无敌，不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独霸天下孤独求败，不是杀人如麻，万马千军中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不是三十六种的阳谋与阴谋，样样使得出神入化，而是仁者根本没有敌人。
《圣天门口》中有句话：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
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精神境界的，离开了精神境界，只为物质而活着，人最终会被自己所毁灭。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痴迷《红楼梦》，就因为《红楼梦》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最伟大的文化精神。《红楼梦》里面有一段香菱学诗的描写，十分精彩，除了是艺术上的点睛之笔，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彩体现。
香菱学诗，不就近找宝钗，非要求远拜黛玉为师。是因为宝钗一开始就不赞成女孩子学诗，她自己能写几笔也是为了娱乐，并不当真。所以才总是劝告黛玉，不要因为书本而移了性情。宝钗爱诗是为了娱乐，黛玉却是将诗与生命融为一体，她的《葬花词》，每个字都是在抒写自己。在宝钗那里，诗只是不同平仄分别组合的一种语言技巧，黛玉却说：“若是得了奇句子，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什么是奇句子?当然是一般时候感悟不到的东西，就像我们能将日常生活过得行云流水，却难于把握自身命运。黛玉是把诗当成能够挑战命运的另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
一个民族的文字必须表现这个民族的灵魂力量，假如认为灵魂无益，总有一天灵魂将不再维护我们。文学的选择是不受任何利益驱使的。《红楼梦》作为中华文化中最伟大的经典，哪怕把它读上一万遍，也休想让银行的取款机面对着你往外掉钞票;去超市去买东西，收银员照样该收多少还是收多少。但是，我们就会因此说《红楼梦》无意义么?!
有一个法官，刚退休就去找牧师忏悔，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对法理知识运用的不娴熟等等问题，错把一个有罪的人当庭释放。为此他一辈子都在忏悔。牧师就问他，后来见过这个人没有。他说，因为愧疚，所以他对这个被错放的罪犯一直十分关注，经常去他生活的地方看看，看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重新犯罪。牧师问，那他有没有再犯罪呢?法官说，没有。牧师又问，那他是不是一个好邻居，邻居对他的看法怎么样?法官说，邻居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好人。牧师又问，那人成家了没有?牧师说，那人不仅成家民，而且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牧师当即表示：“谢谢你，法官先生，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你自认为的误判，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罪犯，而添了一个好人”。
我十分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极其有文学性。而文学的意义也在于此。我想我们读这个故事，对我们内心的情感，对我们内心的思想，甚至对我们的灵魂都有某种启迪作用。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面对形形色色的许多人，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权利以战争、法律、条约和规定等各种借口粗暴地对待灵魂，法律也是有爱的。
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作家和艺术家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有多少种说法，无论因为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引起多少风云际会，文学最根本的东西还是不能变的。
当我们聚在一起赞美文学时，我们应当明白，应当记住，在我们的肉身和心灵之外，无论在城市、乡村，学校、家庭，有大量无聊的、粗俗的、寡廉鲜耻的、蛊惑人心的、可能使人变得恶毒、野蛮甚至是堕落的一种印刷品正在泛滥成灾。
南京师大一位教授，暑假去中国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做一个村庄阅读的调查。那天很晚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醒龙，告诉你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我正在这儿做一个村庄调查，今天刚刚把发出的问卷拿到手，我简直是吓坏了。这个村庄的所有人都在读同一本杂志，除此之外什么都没读。”
如果我们的民族，我们的阅读是靠这样一本杂志来完成，试问，全世界将怎么看中国人?再往小处说，对一个人来说，如果其日常阅读还是一些粗浅的、低端的文字，很难设想其未来人生境界会有多高。
对阅读选择的不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群体和一个人的文明的标志。对一般人来讲，能够判断哪些书是坏书就够了。一个走上健康道路的社会，必须有一批中坚阶层选择正确的阅读，放下轻松娱乐的心情，寻找有深刻文明内涵的经典。
曹文轩教授说过的一段话：文学是有血统的，经典文学的血统是高贵的，但凡血统高贵的文学作品，内涵一定有迹可循，符合普世价值。
是否与那些具有高贵文学血统结缘关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的格调品味，关乎日常生活中友善的宽度和深度，以及婚姻、爱情的烂漫与纯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