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家风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链上某一个人物出类拔萃深孚众望而为家族其他成员所宗仰追慕，其懿行嘉言便成为家风之源，再经过家族子孙代代接力式的恪守祖训，流风余韵，代代不绝，就形成了一个家族鲜明的道德风貌和审美风范。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广东名人家风家训事迹材料，一起来看看吧。
广东名人家风家训事迹材料一
梁培基(1875—1947年)，顺德人，著名民族工商业家，将奎宁掺和中药制成“梁培基发冷丸”，畅销华南，从此致富。他创办了医学院、制药厂、卷烟厂，开发从化温泉疗养院、广州二沙岛珠江颐养园，以实业救国，支持革命。
梁培基虽是个富有的实业家，他却很注重培养子女独立自主精神及公德心，推行公正、开明和自由的家庭教育，要求子女要学好本领，自己谋生，不得做“二世祖”。早早定下不留家产的家规，家产全部捐献给社会，让各位子女之间没有财产纷争，相安和睦;要求子女到18岁必须独立，可借钱给子女，但必须立字据，而且要收高额利息，这样子女都会奋进向上。
思维上任子女发展，定期在家里举行讨论会、读书会，自由发表意见;生活上要求简朴，子女满18岁都不许再用佣人;行为上必须爱国，清白做人，堂正做事。他常说：“我养子女，不希望他们孝顺我。子女好不好，不是看他们对我如何，要看他们对社会是否有益。有的人家出孝子，但这孝子却在社会上作恶，这是不可取的。我要求子女起码不要有害于社会，如能对社会有益，做出贡献更好。子女不属于我，是属于社会的。”
梁培基子女梁尚立、梁尚任等10多人，在抗战初期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抗日先锋队，后来连女婿、儿媳在内的20多人参加了东江纵队。1946年，五子梁尚桐被国民党捉住时曾被要求写悔过书，遭到坚决拒绝，最后死于狱中，时年18岁，成为烈士。梁氏子女参加革命，他们将父亲的许多物业，包括香港皇后大道中的药店、从化温泉的别墅、广州二沙岛的江滨一号等变成了地下党活动的“据点”。
梁培基十三子梁尚任回忆说：“父亲是个很特别的人，一方面思想开明，不干涉我们的思想，提倡科学。另一方面他又要求我们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做人都要清清白白，做事都要堂堂正正，绝对不能做有害社会的事情。”孙女梁少华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受爷爷的影响，梁家全家上下都不求名利，只求兢兢业业做事，低调做人，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成就。”
广东名人家风家训事迹材料二
谭平山(1886-1956年)，广东高明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核心人物，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等职务。谭平山以家训“爱国、为公、奋斗”严格要求子女家属，形成良好家风，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
谭平山一生追求革命，不计较个人得失。据谭平山的女儿谭宗文回忆，大革命失败后，“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全家都靠典当衣物和向友人告贷维生，她和兄姐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抗战前夕在香港，妈妈更时常到英国兵营的食堂中购买吃剩的残羹冷饭来吃”。
谭平山身体力行，表率引领良好家风。新中国刚成立，谭平山在北京工作，为了不给国家增添麻烦，自己掏钱买房子解决住房。儿子谭秉文是经济学家，本来有机会出国工作，但谭平山要求他留在中国为祖国服务。据外孙余川广介绍，谭平山担任中央监察部部长期间，严格要求子女和家属，从不利用特权为家人谋取利益，甚至怕地方政府知道外孙是自己家人而搞特权，刻意不公开联系。
谭平山去世后，夫人孙荪荃把在北京的房产无偿捐献给国家。谭氏子女觉得，虽然父母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财产，但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高明七社村，谭平山的祖屋是一间10多平方米的泥砖房，非常普通，与周边的老房子相比也显得相当寒碜。许多来参观的游客不禁发出感叹，这样偏僻简陋的房子，竟然走出了对中国革命史上有影响的风云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谭平山廉洁的高尚情操。
广东名人家风家训事迹材料三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公事研究之余,培养子女全部成才，各有所长，满门俊秀，其中思成、思永、思礼为中研院和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被誉之为“梁氏家教”。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
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梁启超对九个儿女的教育，首先是基于父爱的教育，他给孩子们写信“笔锋常带感情”，以“宝贝”称呼子女，有时称他们为“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们”，每封书信皆蕴含着浓浓的父爱与深明通达的思想。在梁启超的400余封家书中，不难看出梁启超对子女的悉心培养，因材施教，细细叮咛，反复讨论。
梁启超说:“教育之事，为国家前途所托命。”梁启超是个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方面都高人一筹，他的家风与家教，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梁启超认为自己的子女都应该是人格健全，能为国家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的新式国民，而不只是梁家的孝子贤孙，只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鼓励孩子们做李白、杜甫，“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清华研究院高材生谢国桢曾在梁家任教，他对梁氏家风羡慕之极，要学先生，先从家庭学起。
梁启超的子女，先后有七个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个个用功刻苦，各有成就，却没有一个留居外国。他们从不炫耀功绩，而是默默奉献。他们从来不靠父亲的名声，却与父亲一样，都有一颗爱国的心。
广东名人家风家训事迹材料四
杨匏安(1896年-1931年)，广东香山(今珠海市)人，是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南杨北李(大钊)”中的“杨”;他作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为国共合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是中共五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称赞他“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楷模”。他身居高位时两袖清风，身处逆境时又贫贱不移，树立了良好的家风。
不贪一分一文 高薪收入交给党作经费
杨匏安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他的成长，适逢中国社会经历巨变。杨匏安对社会激变过程中的种种黑暗非常厌恶、失望，不断思索国家和人民的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后，他认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翻译写成了包括《马克斯主义》(当时的译称)在内的《世界学说》，成为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1921年春，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东的共产党发起组，1923年，他又受*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此后三年间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他身为国民党“高官”，却没有敛财，反而以此身份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当时，他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买田、买地。但是，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中国共产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困难了，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
省港罢工时，他还当过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管理大量钱财，均一尘不染。当时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币，只值一两毛钱，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儿。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儿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
受到不公正处分 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国共合作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一直在争夺权力，排挤、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6年，杨匏安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职务，但依然继续坚持斗争，勇敢地抗击国民党右派。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杨匏安受到不公正处分，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之职，生活困窘，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杨匏安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全家有十口人，自己又患肺病，所领的有限生活费难以维持日用，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此时，杨匏安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补贴家用。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稿费很低，杨匏安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
1930年他被捕，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时，有人说起：“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有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的。”他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他的母亲马上也说全家都支持你。
狱中绝笔诗 浩然正气存
1931年7月，杨匏安再次被捕。在狱中，杨匏安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宁死不屈。此时他也惦念家中生活，从狱中设法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个缝纫机是家中惟一的谋生工具。杨匏安还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要人送的钱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实际上，广东老家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但遗书中只字不提让家人去找党组织，因为他怕给组织增添负担。
他临死前，在囚车中口诵《示难友》，引据南北朝时褚渊出卖袁灿之事，告诫明辨忠奸。其青松风格，永恒魅力，跃然诗中：“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杨匏安的子女，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杨匏安四儿子杨文伟也不例外。抗日战争时期，杨文伟随家人到香港参与党的秘密活动。1945年，组织上送杨文伟参加东江纵队。
清白持家、两袖清风的“家风”让杨文伟在日后的工作中也保持着如父亲一样的清廉——杨文伟的女儿在北京读书时，想要一辆自行车，而当时公社里面有这些物资，只要他开口，马上就可以有，但是杨文伟却说不要。一直到1982年离休，杨文伟都兢兢业业，以父亲为榜样，不负杨匏安后人之名。
广东名人家风家训事迹材料五
阮啸仙(1897～1935年)，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建党初期的50多位党员之一、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早期农民运动的卓越*之一、我党审计工作奠基人。他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严格教育家属子女，树立了良好家风。
在大革命时期，阮啸仙与彭湃一起参与领导组建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介绍弟弟阮致中参加第五届农讲所学习。当时弟弟因身薄体弱，过不惯农讲所艰苦的生活和紧张的军事训练，产生过畏难情绪。阮啸仙知道后，鼓励弟弟要“好好锻炼，坚强些”，并教育启发道：“参加革命要靠自觉，革命工作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干革命是艰苦的，要有牺牲精神才行。”阮致中在他的教育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3年，阮啸仙辗转进入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4年成为中共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他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全体干部。他长期患肺结核病，身体非常虚弱，但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一次还累得吐起血来。同志们劝他休息，他不当一回事，用手帕抹抹嘴，用水漱漱口，又继续工作。
当时条件艰苦，经济困难，就连下基层检查工作，干部们都是自带口粮去办公，阮啸仙无法从经济上支援家里。一次，他儿子阮乃纲写信要钱缴学费，阮啸仙回信说：“我现在没有钱，连寄信邮票都借钱买来的。你在家要节俭，一支火柴也来之不易，要经过工人的加工制成。要自己想办法，不要依赖别人。”
在阮啸仙领导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从而使中央和各级政府在执行财经制度以及政府机关作风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反贪污腐化和反浪费斗争中，不正之风很快得到遏制。中央苏区军民交口称赞苏维埃政府是“空前廉洁的政府”，阮啸仙被誉为审计战线上的一把“铁算盘”。
1935年3月6日，在江西信丰县北部、牛岭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陈毅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诗中“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正是阮啸仙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阮啸仙后人也都继承了他的遗志，严格要求自己，不图名、不求利，认认真真地工作，踏踏实实地做人。
阮乃纲作为阮啸仙唯一的儿子，始终不以烈属自诩，放弃了很多优厚待遇，过着平静的生活。1998年8月，在阮啸仙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阮乃纲动情地说:“我父亲一生为了党工作,不求名,不为利。父亲牺牲后,只留下一些衣物和一本用毛笔写的作文本,这些遗物后来都捐给了博物馆。父亲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天下生灵免遭涂炭,为了古老神州大地重见生机,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作为他的儿子,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作为烈士后代,更应该为添砖加瓦,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