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先少将的先进事迹材料范文【篇一】
说起抗战，胡正先更有着非比寻常的经历，他在延安的军委三局，保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军和全国各地的通信联络和情报搜集，直到抗战胜利。“用现在影视作品的说法，老爷子就是名符其实的‘听风者’”，胡正先的家人告诉记者。
党中央的“千里眼”
胡正先出生在安徽六安，12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我还是一个放牛娃，一个字都不识，懵懵懂懂就穿上了军装。”因为好学，他后来被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学习无线电。1938年4月他来到延安，在中央军委三局工作。
中央军委三局的前身是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始建于江西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改称中央军委三局，其主要任务是，保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军和全国各地的通信联络和情报搜集。抗战期间，中央军委三局组建和新建了抗日根据地的各级通信部门与通信分队;建成了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各地部队的无线电通信网。
“当时我们在延安城西北枣园乡裴庄村，距离毛主席长期所驻的杨家岭仅十余里。”中央军委三局在延安起步时条件非常艰苦，只有几台用水煤气、煤作燃料的发电机，但承担的任务却非常重要。“毛泽东同志称我们是科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胡正先的战友左伊介绍， “我们整理出来情报给毛主席看，从空中‘偷’敌人的情报，然后译出来。我们不能离毛主席太近，也不能离毛主席太远。我们有一部分人去监听电台，一部分人负责译电码，一层层解密。” 他们“偷”到的情报，包括希特勒进攻苏联、皖南事变等。
传达日军投降消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对日宣战，美军要派B25轰炸机轰炸华北、东北日军军事基地以及日本本土，因此迫切需要解放区提供气象资料。
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与军委三局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我军提供有经验的报务员，由美军培训气象知识。培训后每日两次向美军及军委三局提供气象情报。条件是，美军提供20吨通信器材给军委三局。
抗战时期，在延安电台最多的一是新华社，还有就是军委三局。新华社需要收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等的广播新闻，重要的信息一般都由军委三局通知各解放区。
1945年8月8日凌晨2时，新华社收听到路透社播发的新闻：“Russian Declared War On Japan”(苏联对日宣战)，7天后，新华社电台收听到美联社急促的播出：“Japan Surrender!”(日本投降)。
“党中央立即命令三局电台，通知各解放区：‘接受日伪军投降，扩大根据地’。各根据地的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广大群众，接到命令，立即把敌人的炮楼包围起来，接受日伪军投降。事后各解放区纷纷致电中央，称赞命令及时”，胡正先回忆道。
尽管已经是97岁高龄，但胡正先依然活跃在讲台前，给现在的90后大学生讲述抗战的故事。9月起，中央宣传部会同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等部门联合组建纪念抗战胜利宣讲团深入高校和社区，胡正先是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
“抗日战争时，我身边的战友没有一个人当逃兵，大家不怕困难和牺牲，一次次投入战斗。这种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每当讲到这里，胡正先都会哽咽。“如今我们部队条件好了、经费充裕了，但是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不要丢，要不断发扬光大，一代一代传下去。只有祖国强大了，只有国防强大了，才会不让历史重演。”胡正先说。
胡正先少将的先进事迹材料范文【篇二】
公元1936年10月，当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另一支两万多人的队伍却仍在征途，这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其时的胡正先，还是这支队伍中一个青春勃发的小战士。
“当年苏联答应援助我们一批武器，交接点在新疆，任务交给了离得最近的西路军。”作为幸存的西路军老战士，忆及当年，胡老仍不免有些激动。令西路军将士措手不及的是，其时的河西走廊，天寒地冻，粮草断绝，偏偏又与西北“马家军”(也称“二马”，指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部队)狭路相逢。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后援无望的西路军将士百余次与敌激战，千余里长途奔袭，最终仅400余人抵达目的地。
“这一仗，西路军两万多将士连同番号，从此掩埋进了大西北的漫漫黄沙。”
西安事变 中央急令西路军东返
当年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党中央急令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计2万余人西渡黄河，抢占宁夏，从外蒙古与苏联取得联系，以便获取苏联方面的战略物资。当时，这支部队还不叫西路军。
红军总部通讯学校的学员胡正先，跟着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领导坐橡皮船过了黄河。次日，中央决定暂停宁夏战役计划，命令部队西进，前往新疆接收援助物资。没想到一过黄河，就与西北军阀马步青的一个师“碰了头”，当时红军将“马”围在一个土围子里，为免事端，向他们申明只是借路，不图消灭，随后就把他们放了。至凉州(今武威)城，又用同样的方法与敌谈判，也获准通行。胡正先至今记得，对方凉州城城墙上“送行”的火把映红了天。
过凉州城后，为全局计，中央改令过河部队就地组织西路军，留在永昌和凉州之间开辟新根据地。西路军的留下，令马步青深感威胁。此后40余天双方磨擦不断，青海的马步芳闻讯，也调集部队一起围攻西路军。西路军损失超过6000人。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国x党大兵压境，对陕北中央根据地形成威胁，中央电令西路军东返，以牵制敌军。此时河西走廊已是寒冬，缺衣少食的西路军人困马乏，伤病又多，部队行动极为不便，西进或有生路，东返已是绝途。然而中央之决定，西路军只能执行。就在部队集结欲返时，中央再次来电，言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西路军仍旧执行向西打通联系苏联通道的任务。
“马家军”悉数杀害受伤将士
甘肃的村庄有群居共守之习，大到几十户人家，小到几户人家围在一起，周围垒上高高的护城墙。倪家营子是甘肃到新疆公路边一处大沙洲，由40余屯子组成，四周皆为沙漠。当时九军、三十军和总部都暂住此地。西路军留下开辟根据地不久，双方爆发高台战役。
高台一战，3000多将士阵亡，其中包括军长和政委，杀红了眼的敌人把沙洲部队团团围住。此地红军虽有万余人，但因为缺吃少穿，最重要的是缺乏枪枝x药，部队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将士们只能捡起石头和敌人对抗，甚至光着膀子提大刀往上冲。敌人十分狡猾，他们晚上来，将碉堡扒拉一个洞再往里钻。守碉堡的战士就站两边，进来一个杀一个，这样连续杀了七八十个敌人，始终没让一个敌人进来。最后敌人紧急调来火炮，部队才被迫撤退。就在部队弹尽粮绝之际，传来消息说中央组织的援西军已赶到了黄河渡口，但西路军日盼夜盼，最终也没能盼到。总部只得下令撤离，匆匆往条件更加恶劣的祁连山而去。
撤离当晚，“马家军”穷追猛打，战斗异常激烈，伤病员躺得满地都是。当时已是零下30摄氏度的天气，后勤服务人员及卫生员只得将麦草秸秆环绕在伤病员身边烧火取暖。部队转战时无法带上这些受伤将士，只得把他们留在原地，并写下书信请“马家军”善待。后来，“马家军”将这些受伤将士悉数杀害。
西路军在祁连山里走了近50天，缺衣少食，风雨冰雹更是随时可遇，敌人吃饱穿暖后穷追不舍。好不容易突围出来的3000余人，抵达新疆时只剩下400余人。
多年以来，关于西路军的历史命运众说纷纭，有人说西路军按原计划到新疆得到苏联的援助，日本会早早地被赶走，内战也会提前结束;甚至有人说中央有意削弱西路军。胡正先说，“这些都是不了解客观历史的说法。为什么要到新疆?三军在会宁会合，中央首先考虑必须要有个根据地，联合友军抗日。第二，三个方面军都集中到陕北，陕北很小，没有人员补充，没有装备，加上蒋x石又调来几十万大军围攻，东面是日本人，西面是马家军，情况很是危险。所以我们才在路上走走停停，忽东忽西，这是中央根据时局发展决定的。西路军是失败了，但它让东路的彭德怀部队得到了发展，还牵制了几十万的国x党军队，减轻了陕北红军压力。中央是站在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自然更深远些。”
永远跟着这支部队走
西路军剩下的400多人后来被陈云、滕代远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编入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新兵营，学习飞行、装甲车、坦克、通信等技术，胡正先被分在干部队六班学通信。后由于延安缺少电台工作人员，他于1938年4月回到延安，在中央军委三局工作(后称总参三部)。
抗战时胡正先时刻都处于战争状态，每天接触的都是前方第一手情报。日本投降后他到东北四野司令部工作，随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我在西路军时是张国焘的‘残余’，在四野又为林彪直接提供‘情报’。”胡正先毫不忌讳自己的这两个“坏名声”，他说，“张国焘犯过不少错误，但客观讲，西路军的失败，错不全在他。至于林彪，当年他还是革命的。”
胡正先由此谈到了辽沈战役时的一件往事。“辽沈战役动员会之前，许多人心想那么大战役，这个会还不知开多久，带着干粮到了会场。没想到，林彪两个小时就把问题讲完了，一句废话没有。打锦州时，毛泽东几封电报催林彪下命令，林彪一直犹豫不决。当时我是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局长去汇报情况。我汇报一个多钟头，林彪坐在藤椅上跷着二郎腿，一句话也没说。听完汇报，他站起来一挥手，掷地有声说了一个字：‘打!’说完就走了。”
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到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胡正先跟的都是有“问题”的“总指挥”。但他说，从12岁那年跟随红军的第一天起，就已打定主意，要永远跟着这支部队走，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与困境，都只抱一个信念：不掉队，不被俘，不叛变，不投降。
为了凭吊昔日的战友，胡正先在近80岁高龄时又回到了当年西路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一次，他是带着全家从新疆往回走的，不想竟然看到有些战死将士的尸体仍在那儿，有的还保持着战斗的姿态。
不过，许多当地政府和老百姓还是自发地建立了纪念馆，竖起了纪念碑。而那些流落乡间的西路军将士的名字也被逐一挖掘，刻在碑上。即使是这些人，如今大多也已不在人世。
胡正先少将的先进事迹材料范文【篇三】
胡正先 (1918年- )安徽省六安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红军总部通讯学校学习。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央军委二局报务员、电台台长、股长，东北军区二局科长。参加了辽沈、平津、广东、海南岛等战役。1950年后，任中南军区二局办公室主任、广州x区三局副局长。1964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历任总参某部三局局长、参谋长、副部长、顾问。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也是蔡威同志生前老战友。
特务连里的12岁新兵
在我12岁，还是一个放牛娃，也不识字的时候就参军了。那时候参军，跟现在可不一样，不需要什么条件，男的女的，反正你来了都能留下，大人干大事，小儿干小事。我当时参加部队的时候，一开始是在特务连，之后到了县保卫局看守连，负责看守犯人。因为我年纪小，人也长得白，他们不叫我看男犯人，叫我看女犯人。1930年年底到1932年后半年，我看守犯人有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国x党大军进攻大别山，红军部队被迫撤出来，我跟上红军队伍也撤了出来。当时大别山的红军往外撤的时候，好多地方机关年纪较大和年纪较小的都被刷下去了(当不了兵)，动员他们回家。等我到野战部队时，因为年纪小，他们也动员我回家，但我只想一路跟着部队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希望。
野战医院当上护理员
为了躲避国x党军队的追击，红军队伍走的都是羊肠小道，我们要是跟上走就会挡道，影响部队前进。所以白天部队先走，走完我们再走，我就这么一路跟随着。路途中，我们的部队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激战过后，牺牲了大部分同志。在人员缺乏的时候，我就第二次参军了。这一次，我到野战医院当护理员，负责给伤员换药，给他们弄饭、弄水、洗洗涮涮，一路走到了四川。路上也有一些插曲。比如我们走到陕西，在河南和陕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山谷，敌人把我们围在这个大山谷里头，时局紧张。于是，我们医院就在这个大山谷暂时驻扎。
一回，我给伤员烧开水。就把石子支起来，桶放在上面烧水，水烧开了以后，有一个护理员上前，我和他说小心……当时话还没说完，他就把水桶给蹬下来了，把我的双脚的烫伤了，走不了路，另外一名护理员也烫伤了。后来我们医院的政委来了，虽然那个时候担架不够用，看了看我们俩，说我们护理员也是战士，就把担架拿过来，给我们抬上。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我们冲上了山，所幸无人受伤。到了山顶就开始下雪，薄薄的一层雪，还刮着大风。当时的担架就是的两根竹杠，之间用藤条简单的缠上，因为我人小也轻，一次就从担架缝隙中掉到地上了，把我摔得痛得不行。就这样，我们走了十几天。后来院长说，重伤员上担架， 轻伤员下担架，我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开始下担架走路。
夜遇“狠心”特务连连长
一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来了一个人带着两个警卫员，给了我一封信，说“前面打战，不能带你们，把你们寄在这个地方，等我们打完仗回来接你。”说罢，一个人给我们一封信和20块钱，说因为打仗，有的老百姓跑了，等老百姓回来以后，你们给他们十块钱，把这封信给老百姓。我看看，粮食啊，鸡啊，猪啊，我们都没有动。那时，我们有6人是寄宿在老百姓家里。
到了夜晚十二点钟的时候，来了一队人马。我一瞧，其中一位正是我参军时候的特务连连长。他拿灯一瞧，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就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把我的脚抬起来看了看，让我起来走，我说伤还没好，走不了。他叫战士找了一根棍子给我，就叫我起来走。正当我想跟着他走时，他却说自己是战斗部队，要跑步，要打仗的，不能带上我，我只能自己走。
我记得最狼狈的一次，天气比较冷，晚上也不知道部队上哪去了，在一个山谷里，我到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门口。我到门口敲门，大概因为晚上天黑了，老百姓不肯开门，我就在在门口睡了一夜。第二天，太阳都出来了，地上薄薄一层雪都化了，两个脚都打湿了，特别疼就那么走着。到了第三天中午的时候，到了坪坝子，我看到有人在吹号子，就赶忙找找自己的部队在不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医院。
有幸学习无线电技术
我那时小，也比较勤快，什么事情干，大家都觉得我觉得挺勤快。大概过了一个月吧，组织部的人找我谈话，说让我去当通讯员。后来，部队改编，我在红九军指挥部呆了有大概一年。在打到云山这个地方，政治部的共青团书记找我谈话，问我读没读过书，识不识字，我说不怎么识字。于是他拿了张纸给我，让我把认识的字都写到纸上。我把长征路上学的几个字磕磕巴巴地写了不到400字，说就这些了。他说还可以，就把我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去学无线电。
后来在四川天全这个地方，总部办了无线电培训班，我开始学习无线电技术。这个时候教员是内行，是从国x党那边俘虏过来的。这一期十七八个学生毕业了，毕业考试的时候，我的电码收报考试不及格，所以别的学生都毕业走了，我没有走了，跟着第二批学习班继续学习。就这样一直学到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遭遇“马家军”浴血河西
会师以后，当时中央考虑到，陕北这个地方很小，解决不了吃的，没有人员补给，没有装备，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不适合做根据地，再加上国x党调了几十万大军围攻，所以中央考虑分出一部分部队执行“宁夏计划”，从宁夏经过“内蒙”到“外蒙”，从“外蒙”与苏联取得联系，以便获取苏联方面的战略物资。当时就让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中央红军的第五军团，马上西渡黄河。但是当后续部队准备过河的时候，被国x党军队给堵了。没想到一过黄河，就与西北军阀马步青的一个师碰了头。当时我们将马家军围在一个土围子里，为免事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借路，不消灭他们，我们就用“过路”这个说法一直用到了凉州城(今武威)，基本没有怎么打仗。
但是过了凉州之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当时考虑，让西路军在永昌这个地方先不要走，停下来。所以我们就留在永昌和凉州之间开辟新的根据地。西路军的留下，让马步青感到了威胁。此后40余天双方磨擦不断，青海的马步芳也调集部队一起围攻西路军。打了40多天的仗，打得很辛苦，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已经是寒冬，西路军缺衣少食，人困马乏，伤病又多，西路军损失超过6000人。离高台不远的地方，有个倪家营子，倪家营子是甘肃到新疆公路边一处大沙洲，由四十多个围子组成，四周都是沙漠。五军住在高台,三十军、九军、总部都驻扎在倪家营子。
后来，爆发了高台战役。我们在这停了40多天，天天跟马步芳、马步青打仗。人家是骑兵，有后援，资源充足，我们却没有吃的，连水都喝不上，天气又很冷，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子弹。当时按照配备，三十军每支枪是25发子弹，九军每支枪是20发子弹，五军每支枪是5发子弹，而且没有重武器，只有步枪。一过了黄河，就一直打，没停，所以子弹都基本上打完了。在倪家营子，我们最后守不住了，这个时候，传来消息说中央派了援西军来支援我们，叫我们边打边往东返。于是我们就从倪家营子出发，大概往回走了1天，打了个胜仗，消灭了马家军10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