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围绕“黄帝祭拜”，发生了一场论战。论战双方，身份横跨政学两界，虽然都承认“黄帝是整个民族公认的标记和符号”，却各秉“学术”见解，一方主张祭拜应去“黄帝故里新郑”搞，另一方则主张应在“陕西黄帝陵”办。①回顾黄帝成为“整个民族公认的标记和符号”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这种争论其实没什么意思。
为大一统王朝的“维稳”需要，《史记》将之前所有帝王及部族都说成“黄帝”的血脉
“黄帝”这个人物，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春秋以前的文献，像《诗经》、《书经》，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没有黄帝；稍后一点的《论语》、《墨子》、《孟子》，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尧、舜，也没有黄帝。②到汉代，司马迁父子综合战国以来对“黄帝”的各种描述，出于“五德始终说”的现实政治需要，才将其当作帝王谱系的第一位，写入了《史记》当中。此外，《史记》还以“黄帝”为始祖，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脉传承体系，不但尧、舜、禹是黄帝后人，连被视为“戎狄”的秦、有“蛮夷”之称的楚，与西汉连年交战的匈奴，都不例外。略言之，《史记》中所有的帝王及部族，都是“黄帝”的血脉。这种刻意给所有部族提供一个共祖的做法，显然是为了满足大一统王朝“维稳”的需要。③
“蛮族”政权进入中原，常抛弃祖先传承改称黄帝后裔；但后金、蒙古、满清拒绝这样做
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几种比较主流的黄帝肖像图
《史记》开此先例之后，新兴的“蛮族”政权一旦势力深入中原，也常选择抛弃原来的祖先传承，转而宣传自己是“黄帝”后裔，以弱化外族征服者的身份。像鲜卑慕容氏，“自云高阳氏（黄帝嫡孙）之苗裔”；建立辽的契丹，自称“炎帝之后”、“轩辕后裔”。唯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建州，都无意自诩黄帝之后，甚至公开拒绝中原士人所提出的改认祖先以利统治的建议。④这种拒绝，既因为其自身统治实力强大，也因为帝制时代中国的政治重心，不在“黄帝”，而在“孔子”；不在种族血脉，而在儒学传承。譬如雍正、乾隆都强调：“华夷之别”只在于文化，与种族无关。
上述种种与“黄帝”有关的攀附或排斥，都只是皇权游戏。中国人开始普遍自称“炎黄子孙”，“黄帝”成为国人的“共同祖先”，其实是很晚的事情，与梁启超等人的救亡图存活动有密切关系。
在“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等人的救亡法宝，仍然是孔子及其儒学，只不过他与康有为把儒学改造成了“儒教”，认为经过“康党”改造过后的“儒教”，可以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抗衡；其目的，也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梁启超说得最明白，“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传教，不是从政，是拯救世界，大清国的存亡一点都不重要。④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接触并信奉“种族主义”，“黄帝子孙”的说法开始盛行
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眼界稍有开阔，救亡的法宝，逐渐从“孔子”和“儒学”，变更为“黄帝”和“种族主义”。不过，梁启超等人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很荒唐的地方。譬如，1897年6月，梁启超在文章中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⑤康有为的“种族主义”思想更极端，他认为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有资格谈平等，至于那些“性情太恶”的棕、黑种人，应该“饮以断嗣之药绝其种。”⑥既倡导种族主义，“孔子”自然不合用，所以“黄帝”应运而兴，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对华侨演说，开口即称：“我国皆黄帝子孙”。
维新派口中的“黄帝子孙”包括满人在内；革命党人则拒绝承认满人是“黄帝子孙”
不过，康、梁口中的“黄帝子孙”，和革命党人口中的“黄帝子孙”有所不同。康、梁认为，从种族、血统上来讲，满、汉同属黄帝的后裔。但革命党人拒绝承认满族是“黄帝子孙”，邹容公开说满族乃是“西伯利亚人种”，章太炎说则强调纯血统的黄帝后裔不存在，黄帝后裔指的是被华夏历史同化的所有种族，但满人拒绝同化，高高在上以外族统治者自居，所以他们不能算“黄帝子孙”。⑦
受西方学者影响，章太炎、宋教仁、梁启超等人还曾“论证”黄帝的家乡，在遥远的巴比伦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同祭黄帝，图为蒋介石手书“黄帝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维新派与革命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黄帝”情有独钟，还有一层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接触到了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学说。拉库伯里认为，“黄帝”其实是两河流域的一位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后率部族东迁，越过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这种“黄帝西来说”，正可以弥补当时受种族主义影响极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自卑感。所以，1903-1905年间，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甚至专门撰写了论文来“佐证”黄帝的家乡，就是在遥远的巴比伦。宋教仁、梁启超也积极宣传这种观点。不过，到1907年，出于现实需要，章太炎又迅速抛弃了这种观点??章的解释是：如果承认“黄帝来自巴比伦”，中土原是苗人地盘，那么，汉人排满是正义，苗人排汉也就同样是正义了，这对排满革命不利。⑧
虽然“黄帝”究竟是不是巴比伦人，近代知识界一直要争论到1930年代才告一段落（并无结果），但清末民初的这场“种族主义”救国潮流，确实将“黄帝”迅速抬上了“国族共祖”的地位。滔海志士陈天华曾在黄帝的肖像前如此恸哭：“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望皇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⑨
到1920年代，“黄帝”作为“国族共祖”，其存在获得官方保护，持质疑立场的教科书被禁
历史进入1920年代，“种族主义救中国”渐被纠正为“民族主义救中国”，“黄帝”的“国族共祖”地位也愈加不可动摇。1929年，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较真精神，在书中认为“（黄帝）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结果引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震怒。戴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⑩至此，“炎黄子孙”这一概念，获得官方保护，成为定论。
注释
①《西安副市长方光华撰文反驳许嘉璐（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对黄帝的国家祭典应在哪？》，彭湃新闻，2015年9月17日。②日本学者中道敏夫《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对73种先秦文献做了数量化处理，统计得出：“黄帝”在文献中共出现950次，若加上“轩辕氏”等异称，则有994次（含《黄帝内经》497次），具体而言，始于《逸周书》（2次）、左传（2次，另有异称2次）。这些文献都出现在战国时代。④“五德始终说”源于战国思想家邹衍，其理论简略言之，认为王朝的兴替，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循环，譬如金克木，属于“木德”的王朝走到尽头，就必然被属于“金德”的王朝取代。汉武帝时自认本朝属于“土德”，所以往前推演，秦乃“水德”，周乃“火德”，商是“金德”，夏是“木德”，在夏之前，必须还有一个属于“土德”的朝代存在，才能完成一个五行循环，才能证明汉代的合法性，黄帝遂成为帝系之首，《史记》称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④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期。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39-40。⑤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⑥康有为，《大同书》。⑦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⑧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01期。⑨陈天华：《黄帝肖像後题》。⑩顾颉刚，《商务印书馆和我的史学研究》。另：“炎黄子孙”中之“炎帝”，在该概念的流变过程中长期处于“黄帝” 的附属地位，故本文略而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