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加坡为什么能对廉政建设的几点感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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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兼治 表里兼顾

——读《新加坡为什么能》对廉政建设的几点感想

三组9号 吴正兵

(读完《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使我受益良多,但是这篇读后感,却迟迟未能写出,感觉可以写的东西很多,任何一点展开来都有许多可值得深思、探讨和学习的地方,可又惭愧于自己的能力有限,害怕眼高手低,因此写的很是纠结)

我认为,新加坡的以德倡廉、以俸养廉、以规固廉、以法保廉,使人不想、不必、不能、不敢贪,体现的是一种廉政建设中标本兼治、表里兼顾的工作理念。

一、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从思想上治本

从社会层面来讲。这里作者从思想、道德的角度阐述了新加坡是如何推进廉政建设的,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对儒家的传统思想进行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一种对“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内涵的全新阐述,并重新确立“君子”定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而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一种道德力量和精神标杆。在中国,在当前,这些思想和道德标准应该是同样适用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就将他标榜为儒家思想或儒家精神,但就其实际内容而言无疑是存在诸多共通之处的。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非常远大、非常高尚,但现实中,我们却往往忽略了细节、忽略了小节,以至于虽然社会对好坏的评价、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非常明确的,但对一些小过错、小瑕疵却可以十分“宽容”,甚至“纵容”,即便人们心中都知道这样或那样是不对的,但却不能坚持原则,甚至还出现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正是这些问题形成了一种大环境、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环境和风气也势必会影响到公务人员,于是走后门、托人情,逢年过节请吃送礼就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塑造社会的道德风气,怎么办,就是要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做起,一点一点地去改变,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妄想靠一次运动、一次活动就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风气,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一以贯之、滴水穿石的精神去推动,一段时期只抓某个具体的项目(可以包含几个具体的细节和内容),比如抓交通文明,可以从遵守交通信号、遵照交通标志、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机动车与行人互相文明礼让等方面做起,再比如抓礼仪文明,可以从规定公务人员着装、文明用语等方面抓起,从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的称呼和见面问好的方式等细节抓起。其中的关键在于一抓到底、盯牢不松,直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守、自觉维护的思维、生活、工作方式,一个一个项目做下去,终究会慢慢改变整个社会的氛围和风气,虽然工作量会很大,时间跨度会很长,但这是治本,必须要去做,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当这种社会风气形成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使人不想贪的目标。

从党的层面来讲。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他们从建党之初都十分重视廉政建设,也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党的廉政建设来讲,我认为,新加坡行动党几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首先,他们有敢做敢秀的一面。从高调的白衣白裤作为其党服开始,他们就把廉政建设既作为一种实实在在地工作去抓,又作为一种形象一种形式去展现、去秀。这种秀虽然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但其展露的是强大的自信。其一,正如*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敢秀的前提就是要自身过硬、要有底气,否则就会成为真正的作秀,沦为笑谈。其二,这种高调的展示,可以取信于民,亲近于民,通过一次次的展示不断塑造自身廉政的形象。其三,可以起到一种党外监督的作用,通过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为党外监督创造条件,时刻准备接受监督。其四,可以起到党内警醒的作用,使得每一次的活动都成为一次教育,通过鲜明的形式反复进行警示,时刻提醒全体党员要廉洁奉公、克己为人。其次他们也有不敢做不敢秀的一面。相对于新加坡公务人员很高的薪酬待遇,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却显得那么的低调俭朴,之间的对比和反差是那么的明显和巨大。书中特别地以人民行动党的总部为例,详细描述了从成立、多次搬迁、选址新建等整个过程,最后的结果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办公楼”。期间他们其实完全有能力,也有过很多次恰当的机会将其总部建成一幢高楼大厦,并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他们也曾试图去这么做,但最后还是被否决了,为什么?因为一座高楼大厦的总部大楼带来的除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还可能是社会民众的疏远和不认同,这与人民行动党根植于新加坡人民的初衷、塑造清明廉洁的政治形象不相符合,这时经济利益必须让位于政治利益。“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这就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敢做不敢秀的一面。由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多一些前面的敢做敢秀,少一些后者的不该做不该秀的行为。

二、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从物质上治里

公务员的薪资和待遇问题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和受关注的话题,由此也曾几度引发各种热议和关切,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去看待,人们总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新加坡以俸养廉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这一做法是否就适合我们中国,还值得研究和探讨。但其一些理念和具体的做法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正视这种需求的客观存在。书中提出人是有双重属性的,即社会人和经济人,在某一些特殊时期,可能其中的一个属性会表现的特别明显,甚至完全掩盖了另一种属性,例如在革命时期,人们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了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利益,甚至付出自己的所有乃至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本书也提醒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虽然我们也面临着民族复兴的重任,但毕竟不再是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生死悬于一线的年代,虽然我们依然提出要实现人生价值、为人民服务,但毕竟无私的付出和牺牲已经不再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代价。所以我们就要正视人的经济属性,不能仅仅以政治理想、精神理念来要求党员干部作出奉献、无私付出,而是要在他们努力工作的同时,给予相对公平、合理的经济报酬,满足他们的生存、生活、生长所需,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两者都是必须的。

其次,关注这种需求的实现形式。有这种需求,必然就要去实现,书中引述了李显龙的一句话“我并不担心有人为了那400万元而当总理,我害怕的是有人为了获得4亿元的台底交易金”,让人深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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