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年）创作的人物传记作品，它包括《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或译作米开朗基罗）（1906）、《托尔斯泰传》（1911）三部传记。被称为“三大英雄传记”，也称“巨人三传”。
当我们谈贝多芬时，我们谈些什么
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谈起贝多芬、谈起米开朗琪罗，就感觉曲高和寡、阳春白雪。对艺术、对艺术家总觉得很遥远、很陌生。去年夏天，在伦敦住过几天，每天早晨都乘24路BUS从Pimlico的travelodge去Trafalgar Square，每次都喜欢在The National Gallery 门前的石狮旁坐上一会，看广场上的白鸽飞起飞落，听大本钟的报时去又复来，就是始终没有动下进Gallery的念头 ，欣赏一下梵高的《向日葵》、达芬奇的《圣母》，以及波提切利、米开朗琪罗、塞尚的真迹。元旦前夜的新年音乐会上，竟能在勃拉姆斯交响曲和久石让的作品中酣然入睡。与狐朋狗you们谈起近现代书法绘画作品，熟悉￥后面的“0”胜过作品本身。
就这点艺术细胞，你还跟我谈贝多芬、谈米开朗琪罗、谈托尔斯泰。是的，我们今天谈的不是他们的艺术作品，而是艺术家本身，是艺术家们如何“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的。
艺术家们都有一个悲惨的世界。这个悲惨可能不是物质的、世俗的，但一定是精神的。他们的人生都是艰苦的，他们不甘于平庸凡俗，没有光华、没有幸福，在孤独和静寂中展开无日无之的斗争。所以，我们看到，贝多芬失聪后，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悲观主义侵蚀着米开朗琪罗，他精神所受到的苦役甚过肉体。他是受虐狂，“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欢喜”、“我的欢乐是悲哀”、“千万的欢乐不值得一单独的苦恼”。于是，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教训：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艺术家们都是通过战胜自我而影响人类的英雄。这种英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而是只靠心灵而伟大。贝多芬是人文主义的先锋，指挥着每个自由的“我”，即然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征服王国，但至少要征服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情操。他蔑视权威，认为亲王之所以为亲王，是靠了偶然的出生；而他之所以为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他战胜了自己的贵族出生和伯爵头衔，把目光更多转向战争中的士兵、没有土地的农奴。他主张无抵抗主义，“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恶”，“不抵抗罪恶是对于罪恶最有力量的斗争”。他呼吁，“要爱你的近邻”，“爱和你一起生活而障碍你的人”。
艺术家的人格都是分裂的。这种分裂，或因个性，或因生活，或因社会。米开朗琪罗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都优柔寡断。他永远让步，直到死，都在努力挣扎，可没有力量奋斗。他没有朋友，拒绝与任何人合作，一切都要自己动手。他的傲慢、猜忌，时常把最忠诚的朋友变作最凶狠的仇敌。他为宗教服务一生，与几任教皇签订创作契约，但他是艺术家中最倾向于异教精神的一个。托尔斯泰的一生总在斯多噶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间摇摆，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教会。但他又认为“宗教意识”是惟一能团结人类的成分，涅赫留多夫是他的真实写照。他永远不想信别人的真诚，只能在皮埃尔、安德烈的英雄形象中达到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
当我们谈起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时，我们所谈的并非是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本身，而是他们成为伟大的经历，是他们追求伟大的理想。与这些艺术家相比，现在的艺术人更多注重技巧的训练，更多注重市场的评价，更多注重位次的排名，而忘记了心灵的培养，忘记了价值的创造，忘记了世界观的传递。真不知道现在的创作环境和氛围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还能不能创作出传世的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