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欣到华南师大附属龙岗大运学校工作才一年，就从一名普通90后教师竞选为八年级组“掌门人”。而入职该校前，她是一名传统公办学校临聘教师。由于热情和能力难以充分发挥，她一直表现平庸。
深圳市龙岗区政府资助学校不但是李佳欣从“丑小鸭”变身“白天鹅”的“魔术棒”，更是促进华附大运学校等4所试点学校弯道超车的“加速器”。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享受优质、公平教育的需求，在充分学习借鉴香港、英美的成功模式后，2013年，龙岗区教育局在全国率先启动政府资助学校试点改革。
在传统公民办学校之外，龙岗区教育局探索出了集“公民办体制之长，弃公民办模式之短”的创新型公办学校。2015年，龙岗区教育局与万科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举办了天誉实验学校、麓城外国语小学。，该局与华南师大合作举办了华南师大附属大运学校、华南师大附属乐城小学。
在万科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唐鹭看来，与公办学校相比，政府资助学校拥有建设新、承办新、管理新、评价新的优势。以天誉实验学校为例，该校由万科全资捐建，委托给万科教育发展基金会承办；组建办学理事会，实施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面向全国遴选知名校长。为保障学校公办属性，该校在注册、用地、拨款、收费、产权、招生、课程等方面与公办学校完全相同。
为确保政府资助学校优质办学，龙岗区教育局设立了门槛，学校承办者须是知名教育品牌或公益教育发展基金。
“政府资助学校通过‘去编制化’的人事制度改革，建设‘按岗定薪、多劳多得、优绩优酬’薪酬体系，构建灵活的用人机制，承担‘探路者’角色，这是与传统公办学校最大的不同。”华附大运学校校长马建红介绍说，政府资助学校大力推进编制、人事、工资绩效改革，而这是传统公办学校相对僵化保守的领域。她举例说，她在一所传统公办名校任执行校长时，一名新教师在正式工作的第一周内，5天中有3天迟到，甚至在上课期间擅自离岗，造成重大教学事故。该校大费周折才将这名屡教不改的教师劝退。
而在探索“零编制”的华附大运学校，学校可依据劳动合同及时劝退不合格教师。去年8月，该校正式开学前发现，一名准教师在跟岗实习时，教案存在抄袭现象，学术态度不端正。由于没有编制牵绊，该校与这名教师相对轻松地解除了聘任关系。
“我们学校所有教师都没编制，上级部门本想给我们学校13个编制，奖励优秀教师。”但天誉实验学校校长王飞拒绝了好意，因为他不愿学校教师身份有“高低贵贱”不同，更想确保学校招聘、选择教师的自主权。
“我校与德才兼备的老师，只要彼此中意，就能成功牵手。”王飞在公办学校时，往往只能被动等待上级部门分配教师，不能根据需求主动挑选。而龙岗区政府资助学校教师准入门槛在不低于深圳市公办学校前提下，具体标准由办学理事会制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天誉实验学校的31名教师，是从四川、河南等地2000多名人才中精选而出的。
赵艳欣原是成都市一所公办学校普通教师，2015年8月，她应聘进入刚创办的天誉实验学校。在学校干部竞聘中，她从一名普通教师竞聘为校长助理。
“不论资排辈，有能力、有意愿的就能走上合适的管理岗位。”王飞现在手握的“组阁权”，是他在公办学校任校领导时所不敢奢望的。
虽比公办学校校长权力大，但王飞的权力也被锁在笼子里。理事会是龙岗区政府资助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如天誉实验学校理事会由龙岗区政府、万科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三方独立理事组成，负责校长任免、监督和考核；审议学校章程、发展规划等重大制度，审核年度预决算。
为给校长更多办学空间，办学理事会还赋予校长权责相当的财权。马建红在华附大运学校建立了教师、干部、职工“三元”结构的薪酬体系，“形成教学人员工资高于管理人员的倾向，凸显教师在教职工里的主体地位。”去年，该校教师年薪最高的是4级教师杨草英，为31.5万元，该校管理岗排名第二的是办公室主任曹晓澜，为30万元。
华附大运学校还打破了教师绩效考核“大锅饭”。李佳欣虽是90后教师，由于工作量大，成效突出，在第一、二学期中，绩效考核均排名第一，绩效工资高于马建红等管理人员和资深教师。去年10月，该校教师月绩效工资最高比最低多2578.5元。
绩效考核成了激励教师发展“指挥棒”。华附大运学校教师郑微花刚任职时，教学经验欠缺，课堂管控能力不强，第一学期绩效奖金全校最低。第二学期，她奋起直追，几乎听遍全校教师的课，并不断改善提升。在马建红指导下，她不仅教学能力突飞猛进，还带领学生在省级比赛获奖，第二学期绩效奖金跃居全校第三，上涨了60%。
目前，龙岗区4所政府资助学校已招生开学，新增近3000个义务教育优质学位。
在马建红看来，政府资助学校的法人类型登记为二级事业单位，政府按照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生均培养成本向学校拨款，“在不占用政府更多办学资源的前提下，政府资助学校着力改革，提升办学质量”。
龙岗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认为，该区政府资助学校试点改革致力于促使政府角色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体现了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要求。4所政府资助学校引进了全国知名校长、全国知名教育品牌，催生了一批高品质新学校，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人事改革提供了试验平台。同时，这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效应，吸引了更多社会力量捐资建校、奖教奖学。（本报记者 刘盾 王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