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故事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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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故事(一):

一位坦诚和直率的科学家

2004年10月的一天下午,袁隆平应邀为依阿华州大学师生做了题为“中国超级杂交稻研究进展”的报告。经久不息的掌声过后,依阿华州大学校长请学生们提问。

有一位中国留学生问道:“我们虽然身在国外,但经常关心国内的新闻,早就欣闻您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明白您的一些背景材料。我们想明白,您从小就喜欢农业吗”

袁隆平笑吟吟地答道:“小时候,我很贪玩,有很多兴趣爱好。我读书,对感兴趣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且考试得高分;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只求三分好,能及格就行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给我的鉴定是??爱好:自由;特长:散慢。自由散慢,我就这么一个人。至于学农,起缘于一次偶然的机遇。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老师带我们到一个私人园艺场去参观。我看见树上的桃子红红的,葡萄一串一串的,花很漂亮。那时,我看了正在上演的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影片中有一个镜头,窗子外边就是葡萄什么的,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我感觉确实是田园美,就想长大后学农了。如果那时老师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去看,又苦又穷又脏,那我肯定不会学农了。”

台下一阵大笑,为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坦诚和直率而叫好。他对自己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不加掩饰,让中外大学生们愈加觉得他可敬、可亲,完全真实地展现了这位科学家伟大和平凡的完美统一。

就这样,他的学术报告在简单而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

袁隆平的故事(二):

“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中国”

在袁隆平连连获奖载誉归来后,有媒体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对于您的贡献,您自己作何评价”

他平静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我们中国的荣誉,我只是一个学科带头人,一名代表。我讲一个故事:1997年8月,我去墨西哥参加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的国际讨论会,并被授予先驱科学家荣誉称号。这次会议有60多个国家的600多位科学家参加,其中12位是中国人。我因为签证的关系,迟去了两天,在举行仪式的头一天下午才到。我到了后,那12个中国人喜出望外,说,袁老师你最之后了,我们急死了,你来了之后,我们的地位就提高了。因为在5名被授予先驱科学家称号的人之中,其余4名都是美国人。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中国。”

袁隆平的故事(三):

骑摩托车去实验田

袁隆平手里掌握着上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他的生活却极其简朴。

长年养成的习惯,他喜欢去田垄,一有时间就到实验田去观察,去呼吸田野的气息。如果说事业的成功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到实验田去的交通工具,由原先的自行车改成了摩托车。他觉得这玩意儿轻便、快捷。没料到,玩摩托车、飙车成为他人生的一大乐趣。

田里的秧苗分蔸了,抽穗了,扬花了,结实了……他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蹿上马路,拐入小径,溜上田埂,矫健的身影闪动在片片绿意葱茏或金黄灿烂的稻田里。十多年来,他先后换过八九辆不同品牌的摩托车。如今,虽已70余岁高龄,他还是经常骑着摩托车在田间转。

2001年底,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袁隆平买了一辆赛欧牌家用汽车。朋友对他说,骑摩托车是“肉包铁”,开汽车是“铁包肉”,还是开汽车安全一些。他兴致勃勃地学起开车来,感觉还不错。有时,他把汽车开到了田边。他还笑着说,要去考一个驾驶证哩。

袁隆平的故事(四):

给一位双目失明的小朋友回信

作为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袁隆平自然而然成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每年都要收到许多来信。有一次,他收到寄自上海的一位双目失明的小朋友的来信,信中除了表达对他的崇敬以外,还道出了这位小朋友对前途的迷茫和困惑。读着小朋友真挚的来信,袁隆平深受感动,立即铺开纸,拿起笔,动情地题写道:

“……生活是完美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完美的,而且会越来越完美。你虽然看不见,但你的心能感受到,周围的爷爷、伯伯、叔叔们都在关心你,帮忙你。你是一个有志气有理想的孩子,好好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了,必须会有比别人更加光明的前途。不知你听过大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事没有,这位大作曲家虽然双目失明,却从小发奋图强,在钢琴的键盘里创作了美妙的乐章,让音乐伴随着人类走向史诗般如痴如醉的境界,努力吧,孩子,你虽为盲童,但前途光明……”

看得出来,袁隆平回这封信是充满着真切的情感的,对于一个素昧平生而来自远方的信,袁隆平尚且能够认真对待,并动之以情,情真意切地亲笔回信,从中,我们不难读懂这位科学家的心地是何等的善良,社会职责感是何等的强烈,情操和人格是何等的美丽。

袁隆平的故事(五):

“对钱不能看得太重”

在一些人眼里,似乎袁隆平很有钱,但他是一位拿国家俸禄的科学家,每个月的全部收入连工资和补贴加起来,总共4000多元钱的样貌。他乐呵呵地说,这些收入不低了,够我花的了,所以,他几乎将在国际上获得的所有大奖的奖金都捐赠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以表彰和扶掖对农业科研有贡献的人。此外,他还出资捐助过教育事业。

他对于金钱的观点,一是不吝啬,二是不奢侈。在袁隆平看来,金钱的多少,无非是一个数字,他说:“钱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饭都吃不上,是不能生存的。但钱够一般日常生活开销,再小有积蓄就行了,对钱不能看得太重。”倘若对钱看得太重,被金钱蒙住了眼睛,就容易迷失自我,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自私的人,人要是成了金钱的奴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对人生,对金钱,对地位,乃至对家庭,袁隆平悟得很透彻明了,他向来对自己很“小气”,对别人却有一份古道热肠,侠义肝胆,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会尽全力帮忙他人。他是博士生导师,带过许多博士生,其中有一个是从农村来的,家里生活较困难,有一次,这位学生打电话给他,说是父亲病重住院,急需用钱,他十分同情,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给那个学生寄去了两千块钱。

袁隆平的故事(六):

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这天,人民当家作主,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00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他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对试验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细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不仅仅论证“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而且从其第一代的良好长势,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交优势现象,试验结果使他确信,搞杂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但是,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这样就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必须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

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他和妻子邓则,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和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文中还预言,透过进一步选育,能够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持续系(使后代持续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恢复雄性可育潜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又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 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超多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超多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公开声称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是“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组织助手们,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80年代初期,应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心中再一次萌发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大胆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试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饥饿问题。

1985年,袁隆平以强烈的职责感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提出了选育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其中花力气最大的是培育核质杂种。但是多年的育种实践,却没有产生出贴合生产要求的组合。他便果断迅速地从核质杂种研究中跳了出来,向新的期望更大的研究领域去探索。

袁隆平凭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20年“三系杂交稻”育种经验,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育种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高瞻远瞩地设想了杂交水稻的二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发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在袁隆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继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农垦58自然群体中发现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到达了100%,不育期在安江稳定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

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关于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进展,也使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景,充满必胜信心。

随着杂交水稻在世界各国试验试种,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袁隆平近年来,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讲学、传授技术、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19次。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从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荣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从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里走来,从一个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名人,登上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宝座。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方兴未艾,正朝着袁隆平新的战略设想的方向迅猛发展!

袁隆平的故事(七):

农民的“米菩萨”

出生在1960年的曹宏球,是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塔水村农民,因为出生在粮食大饥荒的年代,小时候吃了不少苦。自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暖大地,脑子活络的曹宏球率先在村里种起了杂交水稻,他家职责田的粮食产量,年年都有好收成。此外,他种的蔬菜瓜果也比别人好,还培育出无籽苦瓜新品种。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将田里的活交给妻子打理,他则改行专门养蜂,口袋渐渐鼓了起来,不久就被郴州地委表彰为科技致富典型人物。

他对袁隆平心怀感激和敬重,萌生了自费为袁隆平雕塑一尊汉白玉塑像的念头。为了弄到袁隆平的照片,他给袁隆平写了一封信,收到曹宏球情深意切的信后,袁隆平请同事回了封信。袁隆平在回信中说,“你和广大农民的心愿,在我看来,比诺贝尔奖还更荣耀。你们的这份情我就领了,但我为人民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是就应的……因此,请你千万不要把钱浪费在为我塑什么石雕像上,我实在受不起你的这种厚爱。请你尊重我的意见,并恕我不给你寄照片。”

之后,曹宏球为了表示对这位“米菩萨”的崇敬之情,他自己拿出五万元的积蓄,请人为袁隆平雕塑了一尊真人大小的汉白玉雕像。在竣工时乡亲们放鞭炮,扭秧歌,还在雕像前供上象征长寿与祝福的寿桃果品。在乡亲们眼中,袁隆平是恩泽乡里的米菩萨。袁隆平听闻之后很不高兴。但之后听说曹宏球家因为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时,袁隆平赶紧让人给他送去了两万元钱。而因为日晒雨淋,曹宏球无力维护雕像,这位老实的农民只好又跑来长沙,期望袁隆平能资助一下,但这回他却碰壁了,袁隆平听说是要钱维护雕像,他坚决不同意给一分钱。

袁隆平的故事(八):

花钱“抠门”

2001年12月初的一天,袁隆平刚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应邀考察,就乘飞机直抵香港,出席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的仪式。平时穿着极随便的他根本没带领带,为了出席正规场合穿西装配领带,他就和同行的人上街买领带,同伴都劝他买条金利来领带,他嫌贵,不肯买,拉着同伴到地摊上去,买了一条花100元港币能买到6条的领带。他拿过领带,在胸口上比试着,笑笑说:

“蛮漂亮嘛,怎样样,精神吧,这叫价廉物美,比名牌差不到哪里去,来来,你们都来买……”

“不买,不买,袁老师,你当然,身份不一样,再差的东西穿到你身上,都成了名牌,我们不行啦,要靠名牌撑门面。”

见同伴都不愿买,他只好自己买了几条,调侃道:“哦,我晓得了,你们不买是舍不得掏钱,我老袁大方得很,见人白送一条,怎样”

当时,袁隆平的三儿子和三媳妇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听说此事后特意上街买了条金利来领带,晚上到老爸下榻的宾馆给他系上,嘱咐老爸明天出席仪式时,系他们买的这条,但第二天,他还是系上了自己在地摊上买的那条,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了。事后,他将儿媳买的那条领带留给了儿子。

或许有人会说,花自己的钱,当然心痛啦,花公家的钱,就不一样。此言差矣!就应说,他花公家的钱,比花自己的钱更“抠门”。他是全国政协常委,2006年2月25日,他乘飞机到北京去开3月3日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两会”,出发前,他就“沉下”脸交代买机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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