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为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如果寄希望于能够找到一种经济体制同时实现这四大目标是幼稚的。要充分就业，就很难不发生通货膨胀，从短期看，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揭示了失业率与通胀之间的此消彼涨关系；要经济增长，就很难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全球经济一体化，外需一萎缩，增长就乏力；另外，在价格水平基本稳定条件下要实现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难度。因此，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自问，是否有能力、有本事同时达成这四个目标，否则，就必须在这些目标中做取舍。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2017年的五个主要任务，它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同样道理，我认为，这些任务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
一、去产能就降不了杠杆，因为要是没有钱进来，如何去转型、去调整经济结构以达到去产能的目的。周小川在两会时说，去产能和降杠杆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他的理由是可以通过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来降杠杆，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和全球协调来压缩产能。前半句我听了个半懂，后半句我完全没听懂。通过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来降杠杆，周行长的意思应该是提高直接融资中的股权融资比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杠杆。但事实上，这些企业产能过剩，基本上属于红海竞争领域，股权融资谈何容易，事实是，压减产能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整个过程非常艰难，涉及企业债务、职工安置、转型升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年来，估计被周行长忘记了的企业直接融资中所包含的债权融资比重更大了，这岂不是在加杠杆？
二、去库存就不可能去杠杆，现在各地正在发生的却是“加杠杆、去库存”，导致房价进一步飙升。房地产要真正去库存，按道理来讲，东西多了就要降价，这虽然符合经济学逻辑但却不符合中国经济的逻辑，去库存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了用“土地财政”获取政府利益、创造政绩，通过降价去库存根本就不能成为选项，因此，通过降首付甚至出现0首付的方式，不断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政策选项中，这必须造成“加杠杆”的客观现实。
因此，去产能、去库存是与去杠杆相斥的。再进一步分析，去产能、去库存往往容易引发经济衰退，而这又与我国政府惯于在经济下行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加杠杆政策相悖。反过来讲，去杠杆表现为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他们将不再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债务最小化，去产能、去库存更不可能完成。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共性现象，那就是每次经济下行，都导致杠杆率与库存、产能的同时上升。为何经济下行会导致杠杆率和库存、产能的上升呢？原因就是为了稳增长所采取的逆周期的刺激政策，也就是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逆周期政策可以推行，它可以将危机滞后，但长期而言，它是无效而且有害的。不过，好像凯恩斯讲过这么一句话，“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
那到底应该如何办？其实，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我认为是降成本。政府应切实降低目前的高融资成本、高税负、高收费等，它们象一座座大山压在企业的头上。银行可以少赚点，别让有些行长说什么，赚钱都赚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政府可以少拿点，税费这么高其实最终会通过伤害企业家精神而对整体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再说，我们发展经济，不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收入增长、过得好一点吗？企业的高成本都与利益集团有着紧密的关系，降低企业成本，就等于减少利益集团的利益，能否打破利益集团藩篱，是降成本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可以说，只要成功地降成本，就自然做好了补短板。老百姓收入提高了，能够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就是一种最好的保障和福利，政府再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上真正关心老百姓，必然会大大提升政府公信力、改善政府形象。
有一个萨伊定律，讲的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不理解的人会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和去库存就足以证明它是错误的，实际上，萨伊定律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而中国制度环境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条件。现在的五大任务，实际上是在纠正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最大实践所遗留下来的后果。
最后，我建议，在中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中，应该去掉“去杠杆”这个词，不要把互相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这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任务。当然，不是不要去杠杆，而是去杠杆必须在经济上行时，抓住时机，逐步去完成。在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中，应在金融风险的可控范围内，允许加杠杆，让资产和负债“双膨胀”再“飞”一会儿，这是没有选择的无奈之举，在这个过程中，切实做好降成本工作，最终取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