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去一降一补具体是什么
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三去一降一补的解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根本目的：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主攻方向：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本质属性：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1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分析人士指出，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的政策逻辑一脉相承，意味着我国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经济稳定运行非常重要，但决胜‘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要在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一点至关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些指标稳中向好。
但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并未改变，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世界经济总体复苏乏力、低速增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并通过经济和金融市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左右经济运行的不仅来自于需求侧，更来自于供给侧;经济增速回落不仅是周期性因素作用，更多是结构性因素作用。
这要求我们必须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分析看待经济运行态势。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全局、关系长远。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会议还进一步明确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和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归根结底要落在“改革”二字。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指出，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来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样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还是要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
“提高供给侧效率和质量，需要简政放权来使规则公平透明;需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在优胜劣汰中找到发展方向;也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创造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
”
【三去一降一补的解读二】
多位专家认为,推进“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推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的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则给出了未来政策的具体方向。
他表示,为确保经济增速处于6.5%以上的中高速,将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走势的预测、监测、预警,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和价格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我们将努力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用改革的办法来推动结构性调整。
”徐绍史表示,在促进消费升级方面,要大力培育和拓展住房、汽车、信息、旅游、健康、养老、文化、环保等方面的消费热点,推动新消费、引领新供给、形成新动力。
我们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资工程,同时我们鼓励民间投资、外来投资共同来参与这些重大的投资工程,着力的调结构、补短板,而且培育新的动能。
在简政放权方面,徐绍史表示,将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
需要建立政府的全责清单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最大限度地缩减政府审批的范围,更好地发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12358价格监管平台的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徐绍史透露,到2020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分别要提高到60%和45%。
以“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格局。
而未来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将以钢铁、铁路、电力等行业为重点。
徐绍史透露,将采取境外投资、工程承包、技术合作、装备出口等方式,拓展多边、双边的产能合作机制。
政府将与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开辟第三方市场。
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
【三去一降一补的解读三】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实体经济的税负减负问题,今年要全面实施营改增,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实施这些政策,要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
而这一进程依靠的便是财税体制改革。
在“十三五”过程中,财税改革无疑也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关键部分。
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介绍说,该轮改革主要包括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以营改增为例,楼继伟表示,今年5月1日开始要完成全面推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也就是把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类服务业全部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在此基础上,将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增值税的法案,同时并废止营业税。
”
此外,对于个税的改革,楼继伟表示,个税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需报国务院批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关法律议案,同时还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立法,这些程序必须一步步完成。
他表示,目前中国实行的累进税制极不合理,世界上只有很少国家还实行分类计征的个人所得税。
中国已经制定了从分类征收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会考虑必要的基本扣除、抚养扣除、赡养扣除、生计扣除等,改变现阶段只对工薪所得超额累进的做法。
此外,楼继伟还指出,“挂钩事项”存在诸多弊端,并造成了大量的资金闲置,其原因是挂钩的事项和当地并不切合实际。
他说,所谓挂钩事项是指“重点支出是和财政收支或者和gdp的规模挂钩的相关事项”。
他指出,挂钩事项与总需求管理的灵活性要求相悖,是和《预算法》新的规定绩效原则是相悖,和基层现实情况相悖,不利于节约资金,支出有效性难以提高,资金明显碎片化。
“通过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再设计专项转移支付的内容,是中央和地方财税管理的改革的方向。
”楼继伟表示,这样一来,我国财政将更加符合实际,我们财政才有可能做反周期的调节或者说反周期调节的余地更大了。
【三去一降一补的解读四】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无论经济还是金融都面临转型的新课题。
“怎样适应经济转型，中央提出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是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
”近日，在第22期文津圆桌研讨会上，针对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刘向耘认为，目前金融业面临三大任务：如何支持新经济发展;支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金融如何妥善处置应对防范金融风险。
论坛由国办信息公开办和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举办，来自一行三会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围绕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如何真正支持实体经济：“三去一降一补”
“十三五”规划建议，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1月2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金融支持工业增效升级、壮大实体经济基础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实际上，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中，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密切联系、互促共生。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要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创新服务方式，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在本轮文津圆桌研讨会上，针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出的要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博导，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表示，金融真正支持实体经济应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还要补短板，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需要金融支持;二是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三是必须大力发展和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包括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面临着哪些任务?刘向耘认为任务包括三方面：一是如何支持新经济发展，同时补短板，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二是怎样支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包括怎么支持去产能，同时支持传统行业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三是基于金融自身的特点，如何妥善处置应对防范金融风险。
“银行业怎样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银监会工作的核心任务。
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前提是有效管控风险。
银行业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首先要确保自身风险管控到位。
”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徐洁勤表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则表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最终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业应与实体经济协同共进。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支持企业融资。
当前，我国企业普遍面临‘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企业缺乏市场化的融资机制。
”针对如何发挥直接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证监会公司债权监管部副主任陈飞表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还没有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直接融资发展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
亿赞普科技集团董事长罗峰认为，金融不仅是投资、融资、贷款，也包括国际的结算和清算。
金融对实业的支持不仅是对实业在国内的发展和成长，更重要的是支持实业更好地走向海外，能够把国内的过剩产能变成海外优势产能。
服务实体经济面临困难：企业“贷款难”、银行“难贷款”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市场需求萎缩，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经营现金流不足，不良贷款持续“双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目前经济金融形势复杂严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防控风险的平衡难度加大。
”徐洁勤介绍，企业投资意愿减弱和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弱化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服务实体经济压力和金融风险过于集中在银行业。
长期以来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低，银行信贷主导的融资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徐洁勤说，银行不良贷款核销和风险化解处置面临现实困难。
随着银行利润增速持续下降，可用于消化不良贷款的财务资源趋于减少。
当前不良贷款核销自主性和效率偏低。
“这么多年我们服务了很多科技型企业，融资难其实不是一概而论的，这是要分层次的。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立杰介绍，有很多符合国家政策扶持方向的产业，无论收入指标还是经营业绩指标都在增长。
而在这些增长的企业中，创新的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轻资产，轻资产是不符合传统银行业贷款渠道要求的。
因为银行资本相对来说成本最低，股权融资是高的，但当企业轻资产发展，利润高的情况下，又没有资产作为抵押物，反馈出来的现实状况是融资难。
监督资金真正进入实体企业
要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一行三会及相关领域专家纷纷献计献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金融行业面临的任务，刘向耘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均衡的社会融资结构，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满足经济发展和转型活动中的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二是建立覆盖广泛的中小微金融组织，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的中小金融组织，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三是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建立一个更加多元的金融机构股权结构，促进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
徐洁勤认为应稳妥推进投贷联动试点，通过制度安排做好风险隔离，更好地实现风险和收益匹配。
落实好绿色信贷和能效信贷指引，建立有利于发展绿色信贷的长效机制。
“在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应加强政府部门的协调统筹和政策支持，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和外部环境。
”徐洁勤还补充表示，要加快完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健全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缓解企业“贷款难”和银行“难贷款”之间的矛盾。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监督资金真正进入实体企业，而不是在金融系统空转或者用于非法用途。
”陈飞认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还需要进一步发挥债券融资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监管，保证募集资金用于实体经济。
“企业债券融资，最为关注的是成本和效率，而成本的高低与发债的时间窗口密切相关。
为了使发债企业形成明确的预期，必须高度关注效率和工作透明度。
工作中透明高效，形成明确稳定的市场预期。
”陈飞说。
肖立杰认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有几点尝试：第一，强化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相互抱团取暖，通过协会一起和银行谈判，一方面提高企业信用，另一方面经过银行的考核体系，通过贷款的企业给它们预贴息，让企业受惠。
第二，投贷联动的试点。
因为企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自身发展还是并购这种高速发展的状况下，必然需要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相结合。
第三，要加强政府、金融机构的协同发展。
【三去一降一补的解读五】
刚刚闭幕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值得关注的是，“加强结构性改革”和“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这也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重要转向。
强化供给侧管理，主动顺应了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逻辑
近一个时期以来，经济理论界一直热议“新供给经济学”，对其理论演绎和实践逻辑从各个层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阐释，这是非常应势的针对性研究，也有许多有价值的判断。
笔者认为，其实，在一个经济运行周期中，什么时候多使用些需求管理政策，什么时候多使用些供给管理政策，政府在协调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中怎样把控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和施策力度，并没有优劣之分，完全要依赖其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和满足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需要。
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能够比较平稳地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是充分运用了经济赶超时期后发优势和要素资源比较优势，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活力。
但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各种生产要素已经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国内国际经济格局也出现了深刻变化。
再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资金成本等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数量型规模扩张助推经济快速增长的“要素红利”时代已经告一段落。
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克服“三期叠加”的“成长中的烦恼”，要应对各种利益博弈的挑战，在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效率递减、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拐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依靠创新驱动，优化要素配置，重塑产业结构和生产组织结构，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释放组织变革的红利和制度改革的红利，以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为谁生产”的需求经济学这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经济步入发展新常态的今天，我们必须谋划好“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供给经济学问题。
这就是中国经济学今天的基本逻辑，其着力点就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来盘活巨大的要素存量;通过提高投资有效性，扩大有效供给，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通过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这是一个重大判断，也是一个顺乎时势的战略抉择。
切实运用好政策的“组合拳”，实现经济改革“三去一降一补”
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围绕“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重点任务，会议明确了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和取向，即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实施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关键是要打好政策的“组合拳”，在“三去一降一补”和“五增”上下大功夫，取得实效。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明年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从“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现实经济压力来看，笔者认为，首先是要减少和降低这五个方面的压力。
这五大任务，实质上是相互关联，相互牵掣，有着内在联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化解产能过剩(去产能)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国内许多产业产能过剩，既有结构性原因，也有经济周期原因和体制性原因。
在因地制宜、分类处置的基础上，宏观政策与产业政策要积极引导，化“过剩产能”为“富余产能”，通过开辟中西部产业接续发展通道和国际产能合作积极纾解;也要把去企业库存与减低企业成本紧密结合，在财税政策和价格政策上切实减少企业负担，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步伐;在转化二三线房地产库存上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扩大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上紧密结合;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上，一方面要守住防风险底线，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实施更加有针对性的结构性宽松货币政策，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建设，等等。
因此，实现 “三去一降一补”，本质上是要变“结构性减负”为促进“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补短”。
笔者认为，对应这“三去一降一补”，还必须强调 “五增”，就是“增活力”、“增动力”、“增效益”、“增均衡”和“增信心”。
要通过宏观、中观、微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创新，以改善供给侧管理的视角，切实加大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力度，进一步消除利益壁垒，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切实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权力于市场、还权力于社会，以充分激发企业活力、社会活力和大众创业创新活力;进一步增强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组织制度的成长步伐，尽快让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孕育而生，以创造新供给带动释放新需求;还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在未来的五年，加大力度推进区域发展均衡、城乡二元经济均衡、产业发展均衡、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均衡，以及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发展均衡，让更广大的群众普遍增强改革发展的获得感。
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 “增信心”。
尽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正如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全党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便无难不克、无坚不摧。
“十二五”成就辉煌，我们又站在新的起点上，“十三五”时期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新引领，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新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