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公司如何利用技术在工作中监控我们的可怕故事。它描述了公司如何不费力、不费钱，偷偷将传感器藏在胸牌或办公室家具里，来记录我们的位置、我们与谁交谈、乃至用何种语气交谈。人力资源部门可以知道我们休息多久后才开始工作，以及我们是如何工作的。在商店、呼叫中心甚至是董事会会议室，这些数据可能被用来决定提拔谁、解雇谁。
监控员工 是否有利于企业发展?
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感到不寒而栗，本报的许多读者也是如此。他们在网上评论说，“1984”(Nineteen Eighty-Four)来临了。极权主义泛滥!隐私被抛进了下水道!(其中一些发表在文章下面的“评论”中)。
然而，进一步深入思索就会发现，“老大哥”(Big Brother)来到企业世界不一定有多么糟糕。受到隐形装置无时不刻的监控听起来或许有些可怕，但我不敢肯定它会比主管偶尔现身的监控更可怕。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主管正以一种随意而不科学的方式观察着我们，他们很可能已经对我们有了定论，却根本不以多少证据为依据。按照“索德定律”(Sod's Law)，当你做好事时，没有人会注意到;但当你干坏事，就会被抓个现行。我记得有位老板很少会在办公室四处走动;但每次他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身后，我总是在列购物清单或者与我的妈妈通电话。这样的监控不会提高我的工作表现，却着实让我感觉冤枉。而如果我是一直处于监控下，那么老板会在考虑我列购物清单的同时，考虑我在其它时间勤勉工作的表现，这样我就会大幅改进自己的表现。
在大多数的办公室里，一大堆基本毫无意义而且繁琐的工具被用来评估员工的表现，包括“能力矩阵”、考核hr369.com面谈和心理测试。总的来说它们的效果很差，差到根据卡塔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tania)一份令人愉悦的研究报告，企业随意提拔员工，也不会比根据这些评估结果提拔员工糟糕。
如果我们支持唯才是举，那么也就应该支持有助于更准确衡量工作表现的任何举措。尽管几乎可以肯定，传感器收集的数据过于粗糙而帮助不大，但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能阻止我们在未来某一天(很可能相当快)，搞清楚哪一种行为上的怪癖是导致员工表现优秀或糟糕的关键因素，并找出一种得体而客观地衡量员工表现的方式。
引起英国《金融时报》读者极度反感的一些传感器是Steelcase制造的。该公司希望，总有一天这些传感器不仅用来监控初级员工，而且还会被用在董事会会议室。尽管很难想象董事们会愿意将这些工具用于监控自己，但如果他们真的愿意的话，那这个想法棒极了。就目前而言，根本做不到监控董事们在董事会会议室内的行为——外部人士偶尔会评论几句，但这种事情在政治上极度敏感，他们几乎不可能带来什么改变。
话说回来，如果所有董事都受到监控，任何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让会议室里的其他董事昏昏欲睡的人，都会被监控忠实地揭发出来。同样，说出一个新奇观点、让所有人一下子来了精神的那个人，也会被记录下来。当董事们知道有监控设备在，也知道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让他们提出入木三分、值得争论的观点，董事会会议的质量将得到极大改善。
有人反对说，办公室的监控行为将会扼杀信任和主动性，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机器人。但只要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正受到监控，而且也明白监控的目的，我认为人们就不应如此害怕监控——或许除了那些欺凌、叱喝和骚扰其他同事的人，以及一直在躲避监控的人以外。
“老大哥”的来临可能会促进、而非降低人们在工作中的文明程度。办公室生活可能变得更加透明而且减少了争权夺利。经理们将不用全天扮演警察的角色，从而可以发挥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更重要的作用。
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首先大规模监控可能是非法的。你还必须确保员工不能破坏监控过程，以及品格低下的经理不会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忙着操纵数据。
最重要的是，要想让监控系统奏效，你就需要对实施它的整套管理制度有一些信心。但如果你对管理制度没有丝毫信心，不管怎样你都可能搞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