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将与各方携手共襄盛举，开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航程，合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交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下面是思而学教育网小编收集的一带一路研讨会发言材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带一路研讨会发言材料1】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产生的影响、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也为新一轮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已有多边金融体制之下，中国要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新的金融治理话语权体系极为必要，这需要中国着手构建新型金融体系。目前，借助“一带一路”平台，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主的金融机构已开始运行。但仅靠这两大金融机构是远远不足的。要推进新型金融体系的最终形成，中国任重道远。
一、现实背景
在国际金融方面，由于传统的金融治理体系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旧有的金融体制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多边金融机制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预警能力、协调能力、援助能力等令国际社会失望，这一切彰显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缺陷。面对全球紧迫的发展需求，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亟待完善。
中国立足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发展需求，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通过实现沿线各国的互联共通，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增长，切实为中国与沿线各国带来经济实惠。然而，由于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较为落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投资缺口。根据目前已有的多边性开发金融机制，这一基建投资需求缺口很难得到弥补。“一带一路”项目的具体实施，需要强有力的金融保障和金融支持。
鉴此，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新的金融平台的搭建。在下半年，中国政府先后促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和运行。此外，还积极促成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参与与“一带一路”相配套的金融平台的搭建。目前，借助“一带一路”形成的、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金融平台已经初具规模，并开始发挥实际作用。2015-2017年，各大金融机构已经先后推出多个投融资项目，部分项目甚至已经开始进行。
二、面临的挑战
虽然由中国主导的、与“一带一路”相配套的多边性开发金融机制已经初步成型，并得到世界上诸多国家的认可和响应，但中国绝不能仅满足于此。这一新型的多边性开发金融机制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甚至是构建起新的“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有很多。
首先是资金的筹得和有效利用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吸引人、中国的诸多金融机构筹建之所以得到众多国家的相应，其重要根源在于各国和各地区将之视为弥补基建投资缺口的可能重要手段。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已经存在不少的多边性开发金融机构，然而投资缺口的问题依旧难以解决，其重要根源在于资金的筹得和有效利用。因此，中国欲在“一带一路”战略上有所作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投融资风险的控制问题。造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投资缺口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沿线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投融资项目本身具有较大的潜在风险。中国必须直面这一系列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控制风险成为中国必须考虑和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
再者是不同利益需求的平衡问题。由于“一带一路”项目涉及国家和地区数目较多，各方情况各不相同，发展需求也各不相同。在投资需求一方，存在着投融资项目分配的均衡问题;在投资供给一方，存在利益分配的均衡问题;而对于投资供给双方，则存在话语权平等的均衡问题。因此，平衡利益需求是中国需要解决的又一关键问题。
最后是体系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问题。这也是前述问题的根本所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机制仍旧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现行的许多准则、运行规则甚至话语权的分配都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控。目前诸多多边性开发金融难以有所作为的重要原因在于已有体系在规则上的束缚。因此，若要真正发挥中国“一带一路”金融体系的作用，引领新一轮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构筑新型的“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是尤为必要且极为迫切的。
三、构建“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
构筑“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关键在于构建一套新的金融体系以及中国的金融开放。金融治理话语权的构建和坐实，是需要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认可和接受的。其衡量和实现的标准，在于各国能够从新的金融治理中获得更为公正的利益分配。这一标准的实现显然有赖于一套新的金融体系的搭建。因此，中国要真正发挥“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就必须围绕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着手营造一套新的金融体系。这要求中国在金融体系的组织架构、制度建设、货币支持和框架合作等方面积极推进工作。
1.建设多边金融机构“新”特性
新金融体系要发挥不同于传统金融体系的作用，就必须从自身的组织构建、制度安排出发，努力营造和构建自身的“新特性”，以更好地适应和解决新面临的诸多组织问题。
正如前文所提及，在新的投融资环境下，新型多边性开发金融机构面临诸多问题的挑战要求新体系能够在议事制度、组织架构、项目选择、审查标准、贷款程序、风险控制、争端解决等方面细化规则，统一认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BF)、世界银行(WB)在投资新兴市场基础建设时，往往会附加诸多政治经济条件，要求实现依附型发展。这极大地限制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发挥。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应该吸取这一教训，应该禀持“包容性竞争”理念，充分尊重各成员国的意愿，谋求开放包容与合作共赢，更加务实和灵活。比如丝路基金可以在提供投融资业务的同时，提供一个促进人文协同发展的包容性交流平台，从而在投融资合作之外建设更为和谐的国家关系。以人文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根基，应该是新金融体系在具体的组织构建和制度安排中充分吸纳和发挥的东方智慧。
2. 采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
新金融体系的建立还需要新体系积极适应当前的投融资形式。不同于传统的投融资形式，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以投资多元化、公私合营和私有企业分包等形式进行操作和运行，PPP模式成为目前进行大规模项目建设所采用的重要方式。为了适应投资建设项目的这一新趋势，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主的“一带一路”新型多边金融机构采用引入私人投资、设立信托基金等方式进行投融资，以更好地支持那些无法提供主权信用担保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身基建需求缺口巨大，仅仅依靠目前的国际性开发金融机构和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首的“一带一路”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的资金力量显然还不足以弥补这一投资缺口。引入民间资本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另一方面，民间资本的合理疏导和引入有助于“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更趋于市场化、经济化，政治化色彩会更淡化一些。而丝路基金自身的基金性质为民间资本开放了更多的机会，因此，民间资本的引入有助于强化“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体系的“新”特性，更有助于让“一带一路”沿线乃至其他国家参与到更为平等、政治化色彩更淡的多边金融合作体制之中。
3.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占据核心地位，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无疑有助于提高一国在国际金融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因此，我国欲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新型金融治理话语权，推进人民币国家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相互推动，在区域金融治理进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与沿线各国和各地区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政策对话，通过基建设施的投融资，双边或多边的投融资建设和交易中，人民币的使用机会便会越来越多。这无疑有利于推进人民币走向区域化的进程。尽管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仍处于较为落后的境地，与中国的贸易量也相对有限，对人民币结算的需求规模仍处于有限状态。然而，“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较大，一旦“一带一路”能够充分发挥和扩大人民币的结算规模，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势必大大加快。人民币国家化进程将有助于推进中国在“一带一路”中构筑起新的金融体系。
4.参与和扩大新型国际协作框架
”一带一路”的金融治理话语权的建立需要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质性支持，方才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力，方可能推动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的强化。因此，积极参与并扩大新型合作框架，彰显合作框架带来的效力和正向影响，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转移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过称中，中国需要注意处理和发挥好以下几大国际多边协作框架的作用。
首先，中国应该积极推进清迈协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本身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较大的危机风险。作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货币合作机制，清迈协议多边化机制有助于为陷入危机的国家及时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然而，清迈协定本身具有资本充足性不足、组织建构不完善、救助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因此，要真正发挥清迈协议对“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体系稳定的维护作用，就必须积极推进清迈协定与IMF之间的合作，以更好地向市场释放较为稳定的信号，从而增强“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带动更多地国家认可和支持与“一带一路”相配套的新型金融治理话语权。
此外，积极扩大“一带一路”项目的参与国范围，加强新型金融机构之间的联合融资与协商机制等等，都有助于新金融体系的成长，从而扩大和增强“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
四、结语：主动而为，坐实金融治理话语权
目前，随着传统金融治理话语权体系渐趋分散化和多元化，全球的金融治理格局势必会发生较大的变动。面对这一格局，中国应该积极迎难而上，主动而为。通过目前“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推进，不断增强中国建构的“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体系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影响能力。“话语产生于交往”，一国的话语权也应该产生于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在“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的构建和坐实过程中，新型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若要在“一带一路”战略上有所作为，若要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就必须在加强与现有金融体系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从组织建构、制度安排、货币支持、扩大新型合作框架等方面落实新金融体系的构建，从而更好地解决资金来源与充分利用问题、投融资风险管控问题、投资利益均衡问题乃至金融体系与话语权公正的根本问题。
【一带一路研讨会发言材料2】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旨在实现互联互通，造福沿线和世界。秉承“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理念，“一带一路”绝非简单的一条“带”、一条“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等经验的延伸，通过各种经济走廊形成经济带，与海上经济走廊形成陆海联动的系统化效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强调在21世纪里如何实现港口改造、航线升级换代提升航运能力，进而促进相关国家及世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好比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极可能开创几百年未有之新局，体现的是中国崛起后的天下担当，预示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三大转变。
首先，从全球分工体系看，“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开始转变为“中国建造”(built by China)。
“一带一路”旨在为欧亚非沿线60余国家、44亿人口建立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并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形成建筑业、冶金、能源、金融、通讯、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通过“五通”来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最终形成欧亚非大市场。
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拥有处在世界中端的工业生产线和装备制造水平。在这方面，欧洲发达国家则处于高端水平，而“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尚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显然，中欧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将使全球产业链首尾相顾。
第二，从外交布局看，“以空间换取时间”开始转变为“时空并举、陆海联动”。
中国古代历来有塞防?海防、北上?西进之争，而“一带一路”超越了这些论争。
“一带一路”地理覆盖范围广，贯穿欧亚大陆，辐射沿线，将欧亚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中国外交重视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体现“时空并举、陆海联动”的思路。“一带一路”同时从陆上、海上推动，将带动中亚、西亚等内陆丝绸之路及“全球化洼地”国家走向海洋、实现发展，因此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
第三，从国际体系看，中国崛起开始转变为中华文明复兴，同时推动其他文明复兴。
近代西方开创的现代化是竞争性的现代化，各国竞相追求现代化，结果却是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给地球与人类社会造成不可承受之重。究其原因，现代化掩盖了人类的共同性??和平与发展，文明的复兴与人性的回归。
“一带一路”将人类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串在一起，通过欧亚非的互联互通，推动内陆文明、大河文明复兴，推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推动新兴国家成功崛起。一句话，以文明复兴的逻辑超越了竞争性现代化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开始：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开始，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