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我们党95年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担当责任，做到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心系使命、扛起责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要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会议认为，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会议强调，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要紧紧围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化问责，倒逼责任落实，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解读】
1、失职失责致严重后果要追“三责”
目前，《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还未正式对外发布。官方发布的通稿中指出，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会议强调，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也就是说，一旦失职失责行为有严重后果，且达到了群众反映强烈、损害政治基础等程度，那么就要追“三责”：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
本月初，王岐山曾在北京、辽宁接连主持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座谈主题都是“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
王岐山在会上也表示，问责条例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党章、聚焦政治责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问责”;还要抓住“关键少数”，“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让从严治党严起来实起来”。(记者 王姝)
2、用问责唤醒担当意识改革意识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告诉记者，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政治局通过问责条例，是一件大事。
据李永忠介绍，这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与7年前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相比，虽然都涉及问责，但二者有诸多不同。
首先，这是以政治局的名义通过的共产党问责条例，而非以两办的名义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规定。这是针对党组织的，而不仅是针对党政干部的，对象有很大不同。
具体来说，问责条例既要问党委的主体责任，又要问纪委的监督责任，同时还要问领导干部的领导责任。它首先是组织问责，是针对党委和纪委的组织问责，其次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的问责。它是组织的问责条例，而非干部的问责规定。
李永忠表示，问责条例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抓手，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问责条例就是充当抓手和利器的作用。
此次通过的问责条例，针对的是相当数量的不作为、慢作为、缓作为的懒政、慢政情形，不敢担当、不敢改革的精神状态。
李永忠表示，问责条例既是对责任的界定，更是唤醒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章意识、担当精神、改革精神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党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没有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坎儿是过不去的。问责条例就是要唤醒大家的党章意识、担当意识、改革意识。(京华时报记者 沙雪良)
3、治理官员只要权力、不担责任的现象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分析，此次会议强调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这就颇具针对性。
马怀德说，此前中共党内也有诸多问责制度，但是，就执行效果来看，问责存在不平衡、不主动的现象，影响问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一些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的现象突出。
“比如，被动问责的多，主动问责的少。一个问题出现了，有领导批示、有上级督办这样的问题就问责的多、问责的快，其他问题就少问责、不问责。再比如，一些问题，直接责任追究的多，领导责任就追究的少，主体责任没有落实。问责不力，官员的责任意识就无法形成，从而出现了官员只想要权力，不想担责任的现象。”马怀德说。
此外，针对会议强调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的相关表述，马怀德说，这个要求就是将党内问责更细化、更具体、更明确。
马怀德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需要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共担，以前总在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但是对于党内的不同系统来说，落实从严治党和权力问责，责权需要分的更细致。
“既然是全党的问责条例，就要细致说明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的问题，有必要明确到具体的系统和部门，组织系统的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宣传系统、统战系统、政法系统等，这些都需要明确。”马怀德说。
■观察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加强问责
记者了解到，关于建立问责机制的问题，中央已经屡次发声。
2015年6月26日，*政治局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主持学习并讲话指出，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
2月23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责任意识，把抓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任。对敷衍塞责、拖延扯皮、屡推不动的，对重视不够、研究甚少、贯彻乏力的，要进行问责。
2015年1月30日，王岐山代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第五次全体会议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2015年工作重点时指出，要深入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报告提出，没有问责，责任就落实不下去。中央对此三令五申，决不是言之不预、不教而诛。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尤其要突出问责。问责一个，警醒一片。要建立完善责任追究典型问题通报制度，通过问责，把责任落实下去。
1月7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王岐山分别主持召开部分省委书记和中央部委党组书记、省(区市)纪委书记、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及专家学者座谈会，就筹备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谋划好纪律检查工作，听取意见建议。王岐山再次指出，纪委要牢牢守住职责定位，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管党治党要层层传导压力，用问责倒逼“两个责任”落实。
■背景一
中共问责制度从分散走向权威
关于中共的党内问责制度，此前比较为人熟知的是中办、国办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至今已有7年。但是，中共关于问责的相关制度规定并不仅限于这一个。
马怀德介绍，此前，中共党内问责制度较为分散和零碎，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119部，其中专门规定问责的就有12部，这其中就包括上述《暂行规定》。在此次全党的问责条例出台之前，涉及党内问责的制度不仅较为分散，且存在表述不一、概念不清、内容不聚焦、可操作性不强等诸多问题。
记者注意到，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马怀德表示，中办、国办此前印发的上述《暂行规定》是在十八大前，并且由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体现出内容还是在行政问责的层次。如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一部党内法规，它的权威性、系统性，以及对十八大之后新情况、新问题的针对性都更强了。
十八大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中共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一再扎紧。
马怀德说，从《暂行规定》升到《问责条例》，意味着中共将问责制度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又有了重要一环，在“七一”前夕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这部问责条例，再度释放出中共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
■背景二
权力的笼子已有多锁
1、为配偶、子女经营谋利可开除党籍
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开列负面清单。
2003年12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形势发展，该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党中央才决定予以修订。
观海记者注意到，《条例》中的第八十八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节严重可以开除党籍。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2月出台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同样也明确了“裸官”的限入性岗位，包括党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岗位，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岗位。
2、不准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
观海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早在1993年10月，中央就对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否能买卖股票作出了规定，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买卖股票。
2001年，中央放松了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投资证券的管理，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将其合法财产以合法的方式投资于证券市场，是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有限制地放宽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买卖股票的禁令，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依法投资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不准利用职权、职务上的影响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索取或者强行买卖股票。不准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买卖股票，或者向他人提出买卖股票的建议。
《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的第五条也有相关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准买卖股票。
3、让廉洁从自律开始
2015年10月12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在会上审议通过。会议提出，《准则》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以道德为“高线”，以纪律为“底线”，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
《准则》开篇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四个必须”的原则要求，其中提到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廉洁自律。对此，《纪检监察报》刊文称，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
记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修订前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此次修订删掉了“党员领导干部”这六个字。此前旧版本中，从八个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52个“不准”，是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重要遵循。
对此，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邓联繁教授曾表示，这意味着适用的范围、对象扩大了，修订后准则的适用对象是全体党员和所有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也应包括所有普通党员。
4、干部不如实填报收入不得提拔
2015年1月，中组部印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并印制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明确了抽查核实报告工作的原则、项目、对象范围、方法、结果处理和纪律要求等。这个办法也被人形象地称为：“个人事项报告一小步，廉洁自律一大步。”
根据此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领导干部若不如实填报收入、房产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等情况，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
事实上早在1995年4月，*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两年之后，*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6年9月，经中央同意，*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通知。2006年的规定与1995年规定相比，申报的对象从领导干部个人扩大到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
2010年，*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废止了2006年的规定。与2006年的规定相比，对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业职务和经营行为的申报范围更大、规定更为细致，对于有价债券等理财产品的种类规定更新、更明确。
